“關于茂陵邑，孫兒，其實有些盤算，想要禀奏皇祖母。
”
既然提起了皇陵及陵邑，劉榮自然也是順着話題，想要将自己對自己的陵邑——茂陵邑的大緻規劃，講給窦老太後聽。
從後世人的角度來講，這件事其實很魔幻。
一個封建帝王，同自己的祖母、同樣身具皇權，且年歲更長的太皇太後，談論如何利用自己的死，以及自己死後的長眠之所……
怎麼看都有些離譜。
畢竟在絕大多數後世人的固有認知力，古人，尤其是古代貴族，其實都是很忌諱談論死亡的。
其實，别說是這距離後世兩千多年的古華夏了——便是後世新時代前夜的二十世紀，除殉國、赴義之外，任何關于死亡的話題，也依舊和‘不吉利’三個字死死綁定在一起。
更有甚者，即便到了二十一世紀的新華夏，也依舊有不少迷信的人，堅守着這一忌諱。
最為誇張的，是某些地區的民宿，居然因為諧音的緣故，而忌用數字四！
什麼買房不買四樓啊~
随禮不随四開頭啊~
車牌不要含四之類，可謂是‘面面俱到’。
後世新時代尚且如此，自更别提這兩千多年前，依舊處于落後、愚昧文明階段的漢室了。
事實上，如今漢室的絕大多數民衆，也同樣對類似的話題諱莫如深。
而且這種忌諱，一如華夏每一個朝代：自下而上！
越是地位顯赫的人，忌諱就越重！
底層農戶，或許隻是忌諱提及‘死’字；
到了小貴族，則是要拓展到忌諱所有和‘死’諧音的字。
再到頂尖的貴族，甚至已經到了任何含有類似意思的字眼，乃至這些字眼的諧音，都最好别提的程度。
就好比一個‘故’字，有過去、曾經的意思，卻也有亡故的意思；
所以在貴族之前，這個字的運用往往會十分謹慎，不到萬不得已——除非不用這個字就無法準确表達意圖，且交流雙方感情足夠好、不會因此而産生矛盾，否則這個‘故’字，便是萬萬用不得的。
‘故’字尚且如此，其餘諸如死啊，亡啊之類，自然更甚。
事實上，不單如今漢室——古華夏曆史上的每一個朝代，其實都是這樣的。
對于這類事的迷信、忌諱或有深淺，卻也是一般無二的越往金字塔頂端，忌諱越深。
但在這個範疇之内，當今漢室，卻是一個再明顯不過的異類。
——不同于絕大多數封建朝代：漢家的天子，從來都不忌諱談論死亡！
如漢太祖高皇帝劉邦，明明是和秦始皇一個時代的人，卻在死亡二字面前，保持了和始皇帝截然相反的坦然、淡然。
始皇年歲一高，就開始無所不用其極的尋仙問藥，謀求長身；
劉邦晚年彌留卧榻之際，卻是對因為擔心被怪罪，而謊稱‘我能治好陛下’的禦醫破口大罵：生老病死，乃天道也，你這庸醫以為我連這點道理都不懂嗎？！
面對死亡的到來，劉邦面對的務必坦然，竭盡所能的為繼承人：孝惠劉盈，以及愛子劉如意盡可能安排好了一切。
之後的太宗孝文皇帝劉恒，亦然。
這位實力大于名氣的聖君，雖然在史書上留下了‘不問蒼生問鬼神’的污點，但在面對死亡時，也同樣保持了十足的坦然。
也正是因為面對死亡時的坦然，漢文帝劉恒才能在四十七歲駕崩之時，為漢家留下一個為儲二十二年，羽翼早已豐滿、政治手腕早就練得無比老辣，且已經年過三十的壯年天子：孝景劉啟。
除了安排好繼承人，劉恒甚至好有空留下一封遺诏，告訴天下人：人食五谷雜糧，就必有生老病死，這是天道，是無法避免的；
朕德薄巴拉巴拉，一生碌碌無為、對天下沒什麼貢獻巴拉巴拉，朕的喪葬之禮要節儉、随葬品不能有金石珠玉巴拉巴拉……
一個無法坦然面對死亡的人，是不可能以這樣一種平靜的姿态，一手安排——甚至是‘操辦’自己的身後之事的。
隻能說，在死亡這二字面前，漢家的皇帝——尤其是西漢前半夜的皇帝們，都基本做到了絕大多數封建帝王，都無法做到的坦然。
有多坦然？
——他們非但不恐懼、不忌諱，不對長生不老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甚至還能有心事想着利用自己的死、利用封建帝王死後的特殊地位，來為政權謀利！
而謀利的具體手段，便是這起于太祖高皇帝劉邦，且不斷完善至今的陵邑制度。
誠然，陵邑制度的基礎，是一處自皇帝即位就開始修建，一直修到皇帝駕崩——皇帝在位多少年，就不間斷修多少年的皇陵。
這其中的人力、時間，以及物質成本，顯然是一筆龐大的支出。
除此之外，還有一座需要在皇帝繼位後短時間内建成，并立刻容納數以萬計的‘有錢人’的城池。
要知道如今的長安城，總人口才不過三十萬！
而這座能容納三十萬人的漢都長安，百分百是這個時代，整個地球上最大、最宏偉，人口密度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
這樣一座長安城，花了漢家第一任少府：梧侯陽城延足足十三年的時間。
但陵邑制度當中，需要容納自關東強制遷移過來的地方豪強的陵邑，卻根本沒有這麼長的時間來建造。
——太祖高皇帝劉邦，于漢五年，即公元前202年即皇帝位；
漢九年，即公元前198年，中大夫婁敬“強幹弱枝”的提議得到劉邦允準，第一批關東地方豪強、故六國貴族十萬人，被強制遷入關中。
但在這個時期，漢家其實是沒有餘力，為這十萬人專門建造一座陵邑、城市的。
畢竟這個時期的漢室，連平定異姓諸侯之亂的軍費都沒有，不得不通過‘印鈔’的方式，即無限量發行三铢莢錢的方式，犧牲社會經濟秩序來換取平亂經費。
于是，這首批關東移民，被集中安排在了劉邦的皇陵：長安附近，如尋常村落般安置在了一片區域。
到了孝惠皇帝年間，從接連不斷的戰火中抽出精力的漢家，才得以重啟都城長安的建造工作。
到了呂太後年間——甚至是呂太後晚年，即公元前182年，長安朝堂才正式下令：城長陵。
沒人知道當時的漢少府，花了多長時間建造長陵邑。
但在‘城長陵’的政令頒布之後，僅僅過了兩年，呂太後便駕崩長樂宮；
緊接着便是諸呂之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