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山區郡縣，需要把納糧陸路轉運的，可以定一個價，把當年繳納的糧食陸運二百裡，就折抵當年徭役，不管當地承運糧食的人用什麼手段，還是百姓自行組織，隻要把糧食運到朝廷指定的地方、運夠距離，當年就不用另外服役了。
水運的話，也可以定個價，但一般水運比陸運廉價至少十數倍，那把當年納的糧食正常水運三千裡，才能折抵當年徭役。
如果遇到長江三峽等險阻需要拉纖夫的、或是漢水逆流航運需要拉纖夫的，這些險阻河段都可以翻一定的倍數計算折抵。
比如在長江三峽、拉纖逆行一百裡水路，折抵正常航行一千裡水路的徭役。
這些數字具體還能商議，後續如果能在個别郡縣先試行，再根據實情斟酌損益便是。
”
諸葛亮一番話，洋洋灑灑說了不少，劉備和龐統都聽得略微有些懵懵懂懂，也就魯肅勉強能跟上節奏。
至于諸葛瑾，當然是毫無理解難度，這裡面相當一部分内容，本就是過去一個多月，他和二弟互相啟發時，他拿後世的法度教給二弟的。
當時，諸葛亮提到蜀地轉運困難、百姓苦于徭役，諸葛瑾自然而然就想到了唐朝的租庸調法。
在徭役很苦的地方，允許百姓選擇花錢花糧食替代服役，本來就是一種善政。
漢朝的成法，以及曆史上後來魏晉六朝一直到隋，有一個比較大的弊端，就是每年繁瑣的交錢、納糧、服徭役，百姓每樣都得上，不能專注于其中一項。
按照後世的社會管理理論，比如亞當斯密《國富論》裡衆所周知的“社會分工帶來效率”，如果一個人能夠專注于做一項工作，他肯定會做得更精，更專，做的過程中損耗浪費最小。
擅長種田的，就專注于種田，把種田手藝練得更好，那肯定比種幾個月田後就去挖河拉車更有效率，什麼都幹的結果是什麼都不精。
人口勞動力富餘之後，需要那麼多的勞力去拉車跑船，那就培養專業的、一年四季都拉車跑船的人嘛，這樣生産力肯定會有所發展。
當然，漢朝以及更早的時候，之所以不能這麼幹，肯定也是有其道理的，有曆史和生産力的局限性。
劉備手下能人不少，擅長内政算計的也大有人在，此刻屋内衆人中，魯肅就是其中高手。
所以魯肅很快意識到一個問題，連忙追問：“孔明之策、讓農夫專注耕作，讓車夫水手專注運輸，各自幹好本行折抵田賦/徭役，固然是好。
但自先秦以來，及于本朝，之所以一貫要百姓服徭役，而不是多納糧繳稅，那也是符合自然之理的——百姓務農，自然有農閑之時，閑着也是閑着，那兩個月如果不服徭役，反而讓百姓多繳錢糧來折抵，他們也交不出來啊。
而且先秦之時，也就是商鞅之前，沒有如此成法。
當時一旦農閑，鄉間小民以豪強宗族為依托，為了争奪水源也好，别的什麼也好，經常私鬥。
這也是太史公在商君列傳裡明明白白記載過的。
每年兩個月非服徭役不可，也是避免百姓農閑時精力太多滋生事端，可不僅僅有穩定稅賦的好處，還利于地方的安定治理。
”
魯肅一番話，非常穩妥，把曆史脈絡前因後果、前人的經驗教訓，都盤點了一番。
連劉備聽了，都覺得頭頭是道。
要不是對面是諸葛兄弟，讓他覺得肯定有解法，劉備幾乎都要贊賞魯肅的老成持重了。
不過，既然知道對面是諸葛兄弟，劉備又豈會急着下結論？他都不用開口，隻是眼神掃視諸葛兄弟那邊。
諸葛瑾意識到了主公的垂詢，就溫文爾雅地開口辯析：“子敬所言，頗合人性。
對古今利弊變革的理解，也算是傳承有序、鞭辟入裡。
不過，此一時，彼一時也。
如今距離當初制定‘百姓農閑非服徭役不可’的古法思想，已經過去四五百年。
當時天下‘重農抑商’，百姓稀少，朝廷要教化引導百姓，都注重本業，除了種田之外，沒什麼别的可幹，到了農閑時，不服徭役自然容易多有事端。
但先秦時，天下人口不過千餘萬，漢初高皇帝之時，人口最少時不過七八百萬。
但到了先漢末年，人口已過四千萬，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
本朝桓靈之時，人口也一度到了五千萬。
地廣人稀之時，隻要百姓想種田，就能種更多的田。
朝廷要擴張錢糧，自然要讓更多人專注耕作，所以錢糧徭役都必須定死，不許互相折抵。
但到了人多地少之世，百姓就算想敞開了種田，也沒有足夠的無主荒地供他們開墾了。
這種時候，讓一部分人口可以專注于改行做别的，對朝廷又能有什麼損害？
哪怕是平時要種田的百姓，隻要在一個工商相對寬松的環境下生活，到了農閑時，他們也可以做點别的零工，隻要他們擅長做的事情，所得比服徭役的抵扣錢多，那他們就可以多條活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