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瑾此前之所以覺得，拿出“科舉制”就能碾壓東漢當時的制度。
自然是因為穿越者對曆史知識的迷信，思維慣性之下，沒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但是被諸葛亮提醒點撥後，以他的智商，還是很快反應過來、問題出在哪兒了：
曆史上，科舉制改革也好，九品中正制改革也好，都是發生在什麼環境下的？一言以蔽之，是“天下趨近于安定之後”。
當然，或許有人會反駁：曆史上曹魏實施九品中正制的時候，明明還是亂世呢。
但實際上，如果回到當時人的視角來看，就不難發現，九品中正制實施時，曹丕已經覺得自己挺穩了，因為當時劉備和孫權已經發生了内讧，孫權還成了“大魏吳王”。
至于後來劉備死後，曹魏就更是沒把南方諸侯當回事，直到諸葛亮北伐之前，曹魏都是“但知蜀中有劉備，不知其餘”。
所以，曹魏實施九品中正制時，與其說是想搞一套戰時人才選拔制度，還不如說是想立一套自覺天下太平後的選官制度、進行一下權力的分贓，換取世家大族的支持。
也正是實施了九品中正制後，曹魏犧牲了曹操時期唯才是舉的銳意進取，變成了求穩守成的狀态。
九礦打一礦都經常被季漢反推，尤其是諸葛亮北伐那幾年，打得司馬懿隻能避戰。
至于曆史上後來大名鼎鼎的科舉制，成為一項定制，那也是隋炀帝楊廣大業年間的事兒了，這同樣是一項“天下太平”後的選官取士制度，不是給亂世用的。
……
“剛才真是燈下黑了，怎麼就沒想到這一點？亂世，一個人才從0到1的表現機會，是很容易找到的，因為有激烈的對抗、競争，隻要有本事，就容易露出苗頭，被人賞識。
所以界定一個人才如何從0到1的制度改革相對不太重要，後續從1到n的考核才重要。
所以‘考成法/績效考核’的重要性，才重于準入門檻的考核。
到了和平年代，因為沒有那麼立竿見影的高烈度對抗、沒法讓兩個政權的優劣性直接‘是騾子是馬、拉出來真刀真槍遛一遛’，所以準入門檻的考核才變得越來越重要了。
科舉也好，體制的考試也好，都是适用于那種環境的。
”
想明白這一點，諸葛瑾終于豁然貫通，也意識到自己剛才随口套用的思路，錯在哪兒了。
這就好比後世那些市場競争充分的行業，那些小公司招人其實沒必要那麼考慮學曆。
尤其是新興行業變化快的，甚至可以靠外包解決一部分工作。
然後發現外包公司裡哪個真有本事的、能把項目做成的，哪怕大專學曆，也能不拘一格招進來。
但是，如果是沒有充分競争的行業，和平年代難以考核的行業，比如體制裡的很多職務，那就隻能考核時卡學曆門檻了。
當然，也不是說做官不能考核，隻是不如商戰、熱戰那麼容易考核。
如果考核得太狠，容易導緻做官的隻求完成kpi、隻看眼前短期利益、放棄長期主義的追求。
無論怎麼說，戰時狀态永遠是考驗文武人才真材實料最好的試金石。
所以曆史上的曹操和諸葛亮，其實推行的都是法家之治。
他們不太在乎人才最初的準入，他們隻在乎最初準入後的做事效果。
強調賞罰分明、有法必依就夠了。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強調諸葛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就是這個道理。
如今，又疊加了一層“曹操破壞了大漢原有的官制，劉備要維護舊制”的考慮。
既然如此，把那些所謂科舉改革的雛形思路暫時押後，等天下更太平一些、至少是劉備占據絕對優勢後再推行，也不會遲。
“确實是我疏忽了，令君所言，甚合物理。
我大漢治國，本就王霸道雜之。
治世多用教化，亂世先求明法。
如今要的不是選官的新法，而是賞罰分明公平。
我說的那些，确實稍微遠了點，将來讨逆成功再考慮不遲。
”
諸葛瑾最終虛心承認、自己在這一個小點上激進了些，不合時宜。
為了顯得鄭重，在劉備面前，他和二弟讨論大政方針都是喊對方官職。
諸葛亮喊他“司徒”，他喊諸葛亮“令君”。
工作的時候要稱職務嘛。
劉備聽了諸葛瑾自己的剖析總結，也終于明白了其中道理，連連點頭，還中肯點評：
“子瑜想事，每每天馬行空，成百代之治。
隻是有些東西，确實不适合眼下。
孔明務實謹慎，能兼顧眼下和長遠，也算是各有所長。
”
一旁的魯肅，也是飽讀經典的，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