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的察舉制，也還是有一丁點優化的（主要是漢朝的察舉制到後期，已經是“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别居”了，一開始用意是好的，到漢末已經爛了）。
所以諸葛瑾下意識覺得，自己随便說點什麼，都能碾壓當時的制度。
于是他就環視場内，見也沒有外人，便随口吐露幾句：“本朝的察舉之法，一開始用意自然是好的。
但桓靈以來，積弊叢生，所舉之人，不是花錢買的，便是地方豪強威逼郡守所緻。
如果另行他法，比如增加考核，确保朝廷能沙汰地方上舉薦上來的、實際不合格的人，必然對選才用士大有裨益。
”
諸葛瑾這般說，也是怕直接說出詳細的科舉制思路，太過超前突兀，也讓人接受不了。
便靈機一動，隻是模糊地說了個在察舉制基礎上、稍加改良的方法，增加一道考核。
他本以為這麼穩妥的“微改良”，肯定會收獲其他重臣的驚歎。
然而結果卻是，隻有龐統、魯肅若有所思。
諸葛亮反而對大哥的說法，頗有些猶疑。
劉備也看出諸葛亮的态度傾向、似不尋常，便低聲鼓勵：“先生可是覺得此法稍有不妥？”
諸葛瑾也看出劉備的故意之意，連忙說道：“既是談論公務，不必顧慮其餘，但說無妨。
”
大哥都這麼說了，諸葛亮也放下了兄友弟恭的顧慮，侃侃而談：“司徒所言，固然有一定道理。
桓靈時，察舉之弊，天下人所共見。
但是要說增加一些考核以應對此弊，卻也有些牽涉過大，不适合如今的局勢。
畢竟如今乃是亂世，主公選才，本就已經不拘一格，并非全然按照察舉之法。
遇到能吏、勇士，隻要有所建樹，便能立刻得到拔擢，貧寒而有才幹之士，出頭之路并不匮乏。
所以，司徒所獻之策，或許能在天下太平之後、選才之路不暢時，再行提出，卻不适合現在。
”
諸葛亮這番話，完全沒有曆史包袱，純是就事論事，以治理效果為準繩。
倒是把極度依賴對曆史先知先覺的諸葛瑾，說得一愣一愣的。
諸葛瑾不由異議：“這……選士之法都不完善的話，就算有一套庸下能上的賞罰體系，怕是也難以人盡其才吧？要是有些人一開始就連表現的機會都撈不到呢？
太史公在《平原君列傳》中尚且記載毛遂之言，‘錐處囊中，方得脫穎而出’，但選才之法不當，連處于囊中的機會都沒有。
”
諸葛亮：“太史公所記，恰恰證明了我所言，毛遂自薦之前，為什麼沒有機會‘處于囊中’？是因為當時趙國還算相對太平，沒有遭遇危難。
而隻要和平、不與敵逆激烈對抗，那些混吃等死的庸人，才能混迹于英賢之間，濫竽充數，導緻真正的英才被埋沒。
可是強秦迫近，趙國非聯楚不能自保，生死關頭，選才便不再拘泥于虛名，必須是真正能上庸下，毛遂便立刻得到了表現的機會。
我大漢昔日承平之時，選官多由孝廉入仕，隻有孝廉之官，将來前途才會遠大，已經形成了默契。
雖也有小吏、士卒出身的，因表現卓異而得升遷，但隻要出身不好，前途就還是有限。
可是自從先帝亂世以來，無論是曹操還是主公，甚至是當年的董卓，已經提拔了多少有實幹之才而無察舉出身的文武？如今孝廉出身還重要麼？可以說在敵我雙方，都已經不重要了。
司徒嫌朝廷用人有陳年積弊，我卻以為，眼下要調整的不是選官，而恰恰是考功。
隻要主公放開從士卒、小吏中選才的口子，不拘出身，考功業績好的立刻得到提升，自然能讓能者靠真實功勳治績升遷。
”
諸葛瑾被二弟這番話一啟發，也是久久不能平複。
他因為曆史慣性，而傾向于科舉，但現在看來。
在選官時強化考核，倒像是後世有些大學“嚴進寬出”，高考錄取的時候很嚴，最後學成什麼樣反而沒那麼嚴。
諸葛亮的說法，倒是“寬進嚴出”，在選官的選擇面上大大拓寬了，管你是小吏還是小兵，辦事強或者打仗勇敢，直接就能上。
諸葛瑾更重的是後世禮部的“準入考試”，諸葛亮更重的是已經進了門、給公家辦事之後的“考功”，也就是後世吏部“考成法”管的事兒。
從後世曆史的經驗來看，禮部的“事前考核”和吏部的“事後考核”，都非常重要，都是一個朝廷人事工作得以高效運轉的必要保證。
但是，怎麼到了諸葛亮嘴裡，如今這個特殊形勢、環境下，後者的重要性會遠遠強于前者呢？
諸葛瑾一時有點懵逼，愣了好一會兒後，他才終于想到問題出在了哪兒。
“我怎麼就抄曆史抄得燈下黑了！居然把這一點給忘了！果然曆史不能死讀書啊！”諸葛瑾想通之後，腦中不由暗暗自責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