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妮娅在次日中午醒來時覺得自己是做了個夢。
她不曾在大半夜跑出旅館，和兩個陌生人在寒冷的風雨裡坐了好長時間，隻為了聊些稀奇古怪的事。
她絲毫不覺得那一切是真實的，直到她看見窗外仍舊下着灰蒙蒙的細雨，而她那件大口袋外套正挂在窗前的椅背上。
昂蒂已經出門去吃飯了。
詹妮娅在床上賴了一會兒，最後還是沒忍住跳下來，把手伸進外套口袋裡翻了翻。
她摸到了甩棍，還有一枚汽水的瓶蓋，于是她知道昨夜發生的一切都是真的。
詹妮娅又躺回了床上，開始回想昨晚上她究竟聽見了什麼。
她越是仔細琢磨，就越是覺得詫異。
她都聽到了些什麼呢？大家族、強盜和招引死亡的人，聽起來像是發生在中世紀的恐怖故事似的。
劇作家害怕一個幻想出來的觀衆，這也非常的荒唐。
他們昨夜講的盡是些荒唐事，可她當時竟然沒有質疑。
她是被帶進氛圍裡了，那個什麼都有可能發生的暴雨之夜。
想到赤拉濱也許是在耍她，這令詹妮娅感到有點懊惱。
愛吹牛的成年男人會對年輕小姑娘說出任何東西，隻要他能因此而得到崇拜。
她母親不止一次這樣警告她了……但那還是有些東西不能解釋的，她緊接着又對自己說。
這兩個看起來混不搭調的人确實在一起旅行，而周溫行在雨夜獨自去了海邊。
他究竟去那裡幹什麼呢？以及，詹妮娅還想到，盡管在昨天夜裡她兩次問起周溫行的年齡，赤拉濱都極有技巧性地把它轉移成了專業和資曆的問題。
他可能是無意的，但詹妮娅還是懷疑他。
她覺得這兩個人很不尋常，而不尋常往往意味着危險。
危險可以距離一個普通孩子的生活有多近？如果要詹妮娅來回答這個問題，她會認為那本來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像她媽媽和老哥那樣的成年人容易大驚小怪，覺得孩子接受不了那些涉及到本質問題的概念。
死亡與暴力，生命的脆弱與虛幻性。
這隻是一種想當然的觀點，而且也是健忘的。
危險一直就在那兒，死亡也是一樣。
人們裝模作樣地相信危險可以和生活隔離，就像把荒野和人類生活區隔離，那是為了能像她媽媽那樣睡個好覺，為雞毛蒜皮的小事生氣，或者像她老哥那樣逃避焦慮與抑郁。
可是，既然成年人都做過孩子，他們其實不應當忘記自己小時候都想過些什麼。
在擁有大把時間和一個充滿不确定的未來時，孩子是很容易思考關于“喪失”的問題的。
我會死嗎？死後是什麼樣子？我可以不死嗎？如果你正第一次享受着最美好的生命時光，你怎麼可能會不擔心失去它？佯裝自己不記得危險這回事，從來不去防範和準備，可是等真正發生的時候又大驚小怪，假裝自己被這件事吓得眼淚汪汪，那實在非常好笑。
詹妮娅歎了口氣。
她開始感到饑餓，終于決定下床去給自己找點吃的，也許在樓下還會碰見赤拉濱呢。
她懷着這個希望走下樓梯，可惜餐廳裡做的客人她一個也不認識。
她問了櫃台，知道昂蒂已經去海邊了。
她緊接着又向櫃員打聽赤拉濱和周溫行，可對方說自己不太記得這兩個客人。
旅店的客人确實不少，可詹妮娅覺得那是托詞，因為赤拉濱的長相是叫看過的人很難忘記的。
外頭的天氣依舊陰沉沉的，像是積滿了污水的盥洗池。
詹妮娅不想在這個天出去，情願留在餐廳裡磨蹭，順便用手機和朋友們聊聊天。
她檢查了自己社交賬戶上的所有留言，發現漢娜給自己發了張虛拟賀卡，問自己假期過得怎麼樣；蕾絲莉發現她的新男朋友在是否單身上撒了個大謊，于是分手了，這一點也不新鮮；艾瑪家新養了一隻拟鳄龜。
這是個有點意思的事，詹妮娅對着那幾條動态視頻看了好半天。
拟鳄龜倒是挺有派頭，但她沒有那麼喜歡爬行類，她更喜歡能在樹林與草原上奔跑的動物。
在秋天的樹林裡奔跑，落葉是五顔六色的，好像一大群蝴蝶的翅膀。
她隔三岔五就做這樣的夢，但是已經不記得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了。
詹妮娅的手指劃過自己的主頁。
她想要找找關于非洲傳染病情況的最新報道，但是沒有什麼特别值得注意的。
大部分新聞報道都講得那麼籠統，即便她老哥已經感染上了緻命的病毒，在滿是蟲豸與野獸的雨林裡發熱、頭暈、器官衰竭，最後一命嗚呼，她可能也永遠不會在新聞上看到。
但這究竟是為了什麼呢？可真叫人捉摸不透。
她皺着眉滑動那些新聞頁面上的照片。
大部分都是些充滿痛苦的垂死面孔，或是病人們畸形扭曲的身軀特寫。
基本上都是當地人的……那并不是說遊客就一定會安然無恙。
她并不真的覺得她老哥是個照顧不了自個兒的白癡，但整整兩年多的“追尋自我之旅”有點太久了。
那些寄來的明信片又顯得那麼正式和刻闆，一點都不像她老哥說話的習慣。
或許是她老哥的書面習慣與口語相差很大？不無可能。
她并不知道他是否寫日記。
别裝模做樣了吧，她對自己說，你知道他是什麼樣的。
一個基本事實從很早以前就完全地為詹妮娅所接受了。
在她尚且年幼的時候，她以孩童的視角觀察周圍所有人，同時也能聆聽所有人對彼此的評價。
如果她在這種觀察中學到了什麼刻骨難忘的知識，那就是所有人都在掩飾和撒謊。
所有的人，不管是大的還是小的，都有着不止一張面孔。
那不是出于某種刻意的醞釀，隻是一種角色扮演的社會需求。
她曾吃驚于母親在談判中的聲音時何等冷靜而緊繃，而如果在另一個馬爾科姆精心設計的場合裡，俞慶殊也能像個小姑娘那樣咯咯地發笑。
當她面對詹妮娅時又成了第三個人。
這三種聲音聽起來簡直不像是從同一張嘴裡發出來的。
當然，不隻是她的母親，她所能觀察到的每個人都差不多。
而她那有着龐大家産的異國老哥，是她所知道的最嚴重的撒謊者。
成年人在社交往來中做出的判斷有時會錯謬至不可思議的程度。
那是因為他們已經建立了一套固定的觀察和解釋模式，因此很難再去模拟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模式。
很早以前，詹妮娅知道她的老哥正站在懸崖邊緣。
一種危險的、具有毀滅性的沉重情緒在折磨着他，促使他在午夜時分獨自徘徊于客廳和前院。
有許多晚上她從夢裡驚醒，察覺了自己房門外正發生的事。
但是那時她已然明白自己是無能為力的，于是她便靜靜地躺在被窩裡屏息等待。
她到底在等什麼呢？或許當時她還不清楚，但十六歲的詹妮娅已經完全洞悉了那個答案：她是在等信号。
最終時刻到來的信号。
或許那是把手槍保險拉開的聲音。
或許是椅子被踢倒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