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東都洛陽，上陽苑的上陽宮景德殿内；奉命代表天子主持例行宗親家宴，而顯得格外清瘦有精神奕奕的太子李弘，也笑語晏晏的與諸位皇室宗親攀談和勸飲着，努力營造出一副和睦融融氛圍。
哪怕他以病體未愈，醫囑不得飲酒的由頭，婉拒了絕大多數多的進獻和奉承；但依舊在言語之間滴水不漏，誇贊和褒獎着每位進奉者，并時時刻刻都将話題引向了，恭祝“二聖”萬壽永康的方向。
當然了，他的内心更多是在暗中觀察和對照、品評着，這些皇室宗親在宴會上的态度和表現；以決定其中是否有哪些人選和對象，可成為他潛在的助力，或是暗自拉攏的盟友，乃至可堪大用之才。
但是幾次三番下來，他還是不免有些大失所望，或者說是徒勞無功了。
因為，長時間的富貴優養之下，才曆經了高祖、太宗兩代人；這些皇室宗親就基本堕于安逸遊樂嬉戲，表現出種種不思進取。
真正有點志向或是追求的年輕宗室子弟，卻又不免失之于天真、幼稚；或者幹脆就是頭腦簡單、待事粗暴；既缺少城府與内涵，也沒有足夠的學識和内秀的底蘊；僅有個别在專門學問上或有所長。
但是卻失之于性情迂直剛烈，或是過于不知變通和不夠謹言慎行。
又如何能夠支持和協助自己，與那位當世手段和心性絕倫，堪稱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母後；進行長久的周旋、博弈和對抗再三呢？
所以，他也完全能夠想象和理解，在不遠的将來之期；這些皇室宗親又是如何在，母後的一步步緊逼之下；逐步喪失維護李唐天下的主動權，在大勢所趨之下不得不，跳進造反謀逆的漩渦/陷阱中。
事實上，随着他想要做的事情越來越多，為自己規劃的目标越來越遠；也越發覺得手中缺乏人才，乃至是少人可用了。
哪怕他依照未來的趨向，以東宮的弘文館和編撰局為核心，籠絡了一大批俊才。
但在越發紛繁複雜的事态，很層出不窮的朝野事務面前；卻依舊是顯得捉襟見肘、不敷所用。
為此，他才将主意打向了這些數量衆多，卻擁有足夠資源和閑暇的宗室皇親，期望着從中選出一些幫手。
但結果是顯而易見的，他所接觸過的絕大多數人，要麼暮氣沉沉，毫無擔當；要麼耽于安樂，無心上進；要麼功利有餘，卻才具不足；也隻有少數幾個外放歸京的遠支旁系子弟，才能讓他略有改觀。
但他們也毫無疑問太過稚嫩了，雖有改變現狀的志向，也有了解生民疾苦的立場；但是卻需要一些時日才能成長起來；成為太子李弘真正的佐助。
卻沒法直接應對和參與，太子李弘所面的當下問題，
他也不是沒有考慮過，聯手自己至親的兄弟姐妹；但無論是相王（李旦）、英王（李賢）還是沛王（李顯），都已經成年開府，擁有自己的私臣屬官和衛士，也早已不再是舊日馬首是瞻的小兒輩了。
尤其在經曆遠了在長安留守和監國，長時間的分别之後；再相逢時依舊兄友弟恭的氛圍之下。
是口口聲聲禮數畢敬的皇兄/太子殿下，是那些親切而複雜的眼神中，更多令人覺得陌生和隔閡的東西；
更令太子李弘生出了明悟和感歎，這些曾經親密無間的弟弟們，終究是長大成人各有家室了；也各有自己的主張和想法，乃至隐藏不明的潛在立場，甚至是身後隐隐推動的勢力和身家所系的追随者。
因此，在父皇春秋依舊卻不問外事，母後隐隐權傾朝堂之下；想要指望說服和打動他們，搭上現有的富貴權勢，一起聯手對抗母後，未來可能産生的威脅和壓迫；實在是太過荒誕不禁也勉為其難了；
更何況，這些年“二聖”對于他們的寵近，又何嘗不是一種潛在的态度和明示。
雖然不至于在明面上，公開動搖身為監國儲君的專屬地位；但未嘗沒有變相的制衡之意，乃至催生一些别樣的想念呢？
但太子李弘既然承蒙天降的莫大機緣，從積年病重垂死中掙紮而起，重新獲得了這幾年的喘息之機；卻又怎能重新回到過往，那個文弱多病、難有作為的舊日時光呢？如今他已身系太多職責和幹系。
其中既有因編撰局和弘文館的諸多傳世之作，而聞達天下的一大批士人、學子；也有關内、京畿道，免于饑寒交迫的府兵之家；也有謀得一條的全新出路，而競相追逐東宮的勳門、宦家的庶支子弟。
乃至是長安病坊之中的名醫雲集，諸多疑難雜症得以迎刃而解，不斷地推廣和宏達教化，逐步拯救危困、澤及天下蒼生的一代盛況；或又是投附、托庇在東宮名下，通達海外、西域的商旅繁忙如織。
這一切的一切現有美好景願與預期，還有從中受益的萬千人等；都在事實上的方方面面和時時刻刻，不斷隐隐推動着太子李弘前進腳步。
就如那位神秘莫測的狸生所言，大勢既成就容不得分毫退縮。
在這條最終走向盡頭的權利之路上，任何的妥協和動搖的多餘幻想，隻會讓那些一心信賴和全力追随自己的人們，被拖累着一起掉進粉身碎骨的萬丈深淵；成為湮滅于浩瀚史書中某個失敗者的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