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太子李弘的回歸，原本按部就班的東宮上下，也像是被上足了發條的機械一般；緊鑼密鼓的加速運轉起來。
而他在光順門内的例行聽政，也變得越發正式和務實起來；不斷有人被提拔或貶斥。
或者說，如今太子李弘的勢力和聲望，已經足以支持他做出更多的改變，更進一步的人事調整。
比如，留給京兆府少尹最後一點體面，準他就此告老還鄉的同時，京兆府中下曾官吏被汰換了一輪。
而籍着宰相遇刺和刑場逃囚事件的餘波，在光順門内的聽政朝會上；又有人将矛頭對準了在中元節突擊決囚的刑部司，以及在後續追拿中表現不力，讓人犯多次逃走的金吾左右翎衛中郎将/六街使。
因此，除了相應主官受到不同程度的罰俸、考功減等的處罰之外；太子李弘又應臣下所請，以協理和督辦為由，派遣一些東宮所屬加入其中，乃至暫代一些因此缺位職事；直到案情徹底歸結為止。
而後太子李弘銳意進取的第三把火，卻是燒向東西兩大市所屬的市令和常平署；因為突擊搜查東市所獲得的違禁品和不法勾當，讓身為直屬上級的太常少卿鄭休遠，一時臉面無光而主動上門請罪。
但太子李弘卻是好言寬慰之的輕輕放過；但作為相應權衡和妥協的代價；市令和常平丞都要因此換人了。
但繼任的人選乃是另一位留都宰相，大學士蕭德昭的門人，幾乎連夜上門以示讨好和恭順。
雖然對方信誓旦旦的全力配合與協助，未必會有多少真正的成色；但至少在很長一段時間内，他們也不至于成為，東宮影響和滲透兩大市内的營生，并籍此繼續開拓更多财源和域外商路的妨礙了。
當然，在這一切紛擾之外，其實還有鮮為人知的第四把火。
就是十幾名初入仕途的年輕選人，懷着澄清吏治和至君堯舜的理念、志願；在太子李弘的暗中推動和資助之下，加入到了禦史台的備選。
與此同時，在長安和洛陽的諸多書坊中，開始大量上架一系列的新書；引的當地一時争相閱覽。
其中最有名的，無疑就是十一年前去世的一代高僧，玄奘三藏所著的《大唐西域記》官方重校版本。
尤其是其中一部分敏感的内容，被重新删改過，并增加了許多“秩名”“無名商”備注和小傳；來證明五方天竺的風土人物，及其富熟豐饒程度。
與之相對應的，還有王玄策的《中天竺國行記》。
卻是在他寂寞無聞的去世之後，由他代辦身後事的從子（侄兒）僧人智弘，代為捐獻的書稿十卷，繪圖三卷；并召集了當年追随王玄策數入天竺，而尚且在世的使團成員，進行了相應補充和校準。
雖然王玄策在後世，以“一人滅一國”，與副使蔣師仁指揮借來的1200名吐蕃兵和7000尼婆羅兵；就輕易橫掃了北天竺到東天竺的大片區域；擊破敢于襲擊唐朝使團的新興勢力，那伏帝阿羅那順。
最終，攻破王都茶镈和羅城，降服五百八十座城邑；又在乾陀衛江（恒河支流）大破那伏帝王後請來救兵。
俘獲阿羅那順及王妃、諸子、大臣、貴族等，男女三萬多人、牛馬二萬餘送到長安獻俘。
如今的阿羅那順的後代，還在殿前值役。
此後他又三度出使天竺，從東天竺王屍鸠摩處，獲得牛馬三萬，及弓、刀、寶珠，纓絡等物；從迦沒路國獲得異寶和版籍地圖，賜予當地老子像以為供奉。
還從最後的佛門聖地——大菩提寺/超日寺，帶回來寶珠、大珍珠八箱、象牙佛塔一、舍利寶塔一、佛印四等供物。
但最關鍵的是在高宗龍朔元年（661年），王玄策奉令從天竺帶回10名制糖大匠。
由此在天竺淋曬制糖法的基礎上，改良為中土特色的“竹甑法”，制出顔色較淺亮的精沙粒糖。
這種印度沙粒糖的梵語名稱是“sarkarā”，時人音譯為“煞割令”；算是一個比較重要的時代進步。
不過在當下，其實已被更先進的浸染法所取代，而成為東宮名下遙控的賺錢門路之一。
除此之外他的數次出使。
也由此開辟出了一條中土通往天竺的穩定商路，既穿過吐蕃勢力範圍的青海/羌塘道。
當然了，此事既有利也有弊。
吐蕃更是由此窺見了，五方天竺的孱弱和無力；開始将天竺當作肆意橫行的後花園。
而沿着這條山高水長的險道，頻頻越過群山阻隔，殺入東天竺諸國境内肆意抄掠。
雖因為氣候不調無法長期占據，但通過抄掠和勒索貢賦，獲得了大量财富、物産和掌握先進冶煉技術的天竺工匠。
這也是當年文成公主入吐蕃時，指定陪嫁的諸多書籍和工匠中所缺失的重要一環。
再加上當時青藏高原在内世界範圍内，普遍性的氣候轉暖和降雨線北移；不但大大降低中原用兵塞外的軍事成本，也成為了吐蕃王朝，崛起于高原的重要養料；不過這都是未來才會發生的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