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最後的抵抗據點崩潰之後，重新入朝授左威衛将軍。
最終病死于長安就此泯然于史冊；可以說，這一家子畢生都在為複國，奮鬥到死的故事；可比什麼北燕的慕容複之流勵志多了。
其後代滞留中亞地區，仍被唐朝視為波斯王。
據《冊府元龜》記載，在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仍不斷有“波斯王”遣使來朝。
在天寶五年(746)，其王忽魯汗遣使入朝，封為歸信王。
曾向唐朝獻“千年棗（波斯棗即棗椰）”。
史載“又有陀拔斯單者（意譯山地），或曰陀拔薩憚。
其國三面阻山，北瀕小海。
居婆(應為“娑”)裡城，世為波斯東大将。
波斯滅，不肯臣大食。
”
不過在這個時空裡，曆史的軌迹似乎除了一點點小小的偏差；按照正常的曆史發展，起碼要等到四年後的調露元年（679年）。
唐高宗派吏部侍郎裴行儉，率兵護送泥涅師返國，并重建波斯都督府。
然而，在護送至安西碎葉城時，因唐軍将士騷動不再前行，隻能讓他獨自率部回到吐火羅。
為對朝廷有個交代，裴行儉順手奇襲活捉了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親附吐蕃的監國吐屯李遮匐。
但在這個時空，這場假道伐虢式的戰役，似乎有可能提前發生了；因為在半個月前的朝會上，居然有鴻胪少卿崔玄偉主動提出，派兵護送卑路斯回國，以為鞏固安西四鎮，并招撫河中諸國的建議；
主要的原因，還是重新收複的安西四鎮，除了内附稱臣的于阗國之外，其他大部分地方尚且還不穩固；有大量後突厥政權的殘餘，遊牧在廣大沙漠綠洲與草原隔壁之間，像是牆頭草一般朝夕搖擺。
因此，越往蔥嶺（帕米爾高原）方向，唐軍的控制和影響力就越發的有限；尤其是最西北端的碎葉鎮（今吉爾吉斯坦的托克馬克附近）境内，唐軍能夠控制的就是碎葉城及周邊十幾座戍壘、烽燧。
這還是依靠了城内的漢家移民後代（比如李白的先人），以及部分的歸化人和附庸部族的支持；這才初步站穩了腳跟。
但也無力再擴張和主動進取什麼，而隻能以有限的兵力，保持現狀待援而已。
但是，之前西京諸位宰相的上書，多多少少的影響了這個曆史節點；或者說，是在那份關于安西四鎮，可能潛在商貿和稅收之利的附錄當中；通過一系列報表所推算和規劃出的上百萬缗預期收益。
實在是踏過令人眼紅耳熱了。
哪怕高宗隻是象征性的賜絹，嘉獎了這些輔佐太子監國，而不忘體察君心、忠于國事的表現，就在沒有任何下文了；但私底下卻隐隐掀起一股了解和關切安西的風潮。
其中尤以宗室外戚、勳貴将門居多；顯然其中諸多常年往來的資深豪商，以巧妙的現身說法，證明唐絹一匹在河中翻價十倍，在遙遠泰西列國更是價比等重金銀；也讓财帛之利過于撩動人心之故。
但是，作為大唐朝堂上的君臣們，固然不方便居中言利；但是作為這些與國同休、累世富貴的顯赫家門，就完全沒有這種忌諱和避嫌了。
更妙的是其中還得到了，來自在唐昭武九姓的響應和呼聲。
所謂的昭武九姓，當然不是指單純的九個國家，而是指烏浒水和藥殺水之間，所謂的河中之地長期存在，諸多林立的地方勢力/中小國度的總稱；其中既有綠洲城邦，也有遊牧勢力，更有半耕半牧。
但他們統一的特征和擅長，就是依靠橫貫東西的絲綢之路，而興衰起伏、更替往複；因此在與中原王朝的交往過程中，依照熟悉程度和影響力多寡，從中選出九個較大國度，将其統稱為昭武九姓。
就是按入朝中土後的命名習慣，分為康、安、曹、史、米、何、石、火尋、戊地九個姓氏；長期存在有康、安、曹、史、米、何、小安、東曹、中曹、那色波、穆、漕、畢、钹汗、烏那曷十數國。
而這些來自河中的昭武九姓，在中土還有另一個統稱：粟特人；也是長期活躍在絲綢之路東段上，諸多商業族群的源流；其中很多人都因此歸化大唐。
後世的安祿山、史思明之流，皆是源自于此。
但相比後世鬧得人憎鬼厭，卻依靠給教會和貴族幹髒活，而頑強延續的包皮佬；粟特人更像是一個地理概念（索格底亞那），由曆代被逐出東方草原的遊牧民族，制造民族大遷徙後剩下的大雜燴。
因此，類比于曆史上絕大部分時期的印度，就是唐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所描述的信德河流域——月落之地。
因此堪稱民族宗教的大熔爐，既有東傳的祆教、景教和摩尼教，也有北上的佛教、
而這一次在卑路斯的複國行動中，居然就有這些粟特人的推動和贊助。
其中道理也很簡單，相對于來自高原上的險惡之地，統治手段粗暴蠻橫的吐蕃人，還是世代打交道的中土天朝更加符合利益。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