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作為這次正旦朝會的影響和餘波，就是第二天開始突然接踵而至的大量奏疏和呈文；經由中書省的通事舍人，轉到太子左春坊的舍人院。
雖然其中絕大多數，都是正五品以下官員的文表、遞奏。
既包括了對于國之儲君的問候與請示，也有對于時局和朝政的個人看法、乃至是具體事項建言獻策的投書；同樣也有諸多中下品官員之間的，相互舉告和變相的糾舉、彈劾；更有源自個人的申狀。
然而出乎幾位宰臣意料的是，這些驟然湧現的奏疏和呈文；被轉到了東宮之後，以一種相當可觀的效率，得到了迅速的處理和回應；甚至還有專門針對一些具體個人的回複，以信箋形式轉呈到人。
更有一些投到東宮的文章，被以作者個人名義，刊載在了新出現的《古聞今要》上；并且副署上了具體東宮屬官的點評和意見。
這不就免越發的轟動一時，激發了京畿内外繼續上書和呈請的熱潮。
乃至在京的士人、學子，官員、大臣之家，也開始以收集《古聞今要》，并且熱衷讨論其中所提出的各種議題，為風靡一時的時尚之舉。
在短時間内，就将影響擴散到京畿道外的關内、山南之地。
也由此以激烈讨論的話題為依托，在這一片紛繁擾動之間，無意間引出來了幾條大魚；比如，以個人名義在《古聞今要》投稿的定州鼓城人魏玄同，還有蒲州汾陰縣（今山西省萬榮縣）人薛元超。
魏玄同乃是貞觀年間的頭批進士科出身，後來累任長安縣令，遷吏部郎中。
麟德元年，涉嫌聯合西台侍郎上官儀謀廢武後，坐罪株連流放嶺外。
直到上元改元才初赦還京，如今正在家中閉門謝客。
薛元超則是以門蔭入仕，曆任太子舍人、給事中、中書舍人，遷黃門侍郎；素與上官儀有文字之交，也因此受到牽累，被罷官流放嶲州。
直到上元改元大赦，薛元超得以返回京師，出任正谏大夫。
這兩位也是未來武周、中宗朝的宰相之中；直言敢谏、富有經略之人。
雖然此時尚未完全發迹，但在朝中已頗具資曆名聲。
因此，通過投稿《古聞今要》的形式，對監國太子表示出某種天然親附。
而随着魏玄同初次前往東宮觐見之後，又順勢舉薦了太學生出身的宋州宋城縣人魏元忠。
而魏元忠直接面呈太子時，指出“當今朝廷用人，類取将門子弟，亦有死士之家而蒙抽擢者”，甚得上意。
因此不但這番言論，被刊載在《古聞今要》增發的副刊上，還賜帛以示嘉獎。
魏元忠又舉薦了太學生的同學，盩厔人江融，連同其撰寫的《九州設險圖》，号稱全面記載了古今用兵成敗方面之事。
随後，魏元忠、江融很快授予司經局正字的九品官身，委任以督建水力印坊，和籌辦京畿各地藏書樓的職責。
而在短時間内，就以這些人為标杆，滾雪球一般聚集起來一批，追尋學問的年輕士人。
而相對于表現出頗為熱衷功名，以白身奔走門下的魏玄同；剛剛複出擔任正谏大夫的薛元超；就要含蓄的多了。
他隻是在面見和拜謝太子李弘時，偶然提到了一個友人，時任泉州清源縣丞張柬之。
這位在大唐的曆史上，可就是典型的重量級人物了。
張柬之字孟将。
襄州襄陽（今屬湖北）人。
早年曾是太學生，為國子祭酒令大儒狐德棻的愛徒，以顯慶四年（659年）高宗主持的殿試，授進士。
然後，就被外放清源縣丞履任至今。
要知道，清源縣位于窮山惡水間的閩地，僅次于嶺南的貶放惡地；也是用來打發那些宦途倒黴蛋的所在。
以縣丞卑職更是與殿上進士不符，顯然當初别有隐情。
因此在原本的曆史線上，他要到永昌元年（689年），應舉朝廷賢良科目召試，以六十四歲高齡，在對答策問的一千餘人名列第一。
授官監察禦史，後累遷為鳳閣舍人，開始了一番大器晚成的人生。
但更重要的是，作為未來曆經的武周、中宗兩朝的名相；他是國老狄仁傑病重去世前，推薦給武則天的繼任人選；也是由他領頭的五大臣，發動了複辟李唐的神龍革命，将中宗李顯擁立上了皇位。
最終以光複居功封王的一代傳奇。
雖然因為他們沒能肅清武氏黨羽，而導緻韋後、武三思等人的反攻倒算，最終被流放貶死路上。
但對當下有心作為的太子李弘，卻是尤為難得的良才和天然助力。
因此在思慮再三之後，太子李弘還是簽署了一份調書。
身為監國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