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反對改革的政敵清算。
張府家屬被囚禁于内,餓死十餘口,生前官爵也被剝奪。
[94-95]
萬曆怠政
張居正死後初期,明神宗尚能保持對朝政的興趣,在位期間有東林黨争、國本之争等重大事件,對外有朝鮮之役與薩爾浒之戰。
萬曆一朝成為明朝由盛轉衰的轉折期。
[98]
國本之争主要圍繞着皇長子朱常洛與福王朱常洵。
明神宗遲遲不立太子,[99]令群臣憂心如焚。
直到1601年,朱常洛才被封為太子,朱常洵被封為福王。
但是福王遲遲不離京就任藩王。
直到梃擊案發生,輿論對鄭貴妃不利後,福王才離京就藩。
[100]明神宗于國本之争對大臣極度不滿,自1587年後,就開始連續不上朝作為報複,僅處理一些重要事件。
[101]自1588年後,早朝也經常看不到他,整日在深宮中不理政事。
[102]萬曆帝是個貪婪的君主,他和皇室大肆侵占土地,以采木、燒造、織造、采辦為名搜刮民财。
萬曆十九年(1591年),僅景德鎮禦窯廠燒造的瓷器就達23萬多件。
他派遣宦官為礦監稅使,盤剝工商,引發了百姓的抗稅鬥争。
萬曆帝又廢除考成法,形成了皇帝黩貨、臣下貪污、黨争激烈的狀況。
[330]
長期怠政的明神宗朱翊鈞
東林黨源于顧憲成組辦的東林書院。
東林黨争起因是内閣缺人,顧憲成極力主張頗有政績的淮揚巡撫李三才入閣,結果被反對李三才入閣的勢力抹黑漫罵,東林黨因此興起,即淮撫李三才之争,朝中其它各黨便集中火力攻擊東林黨。
閹黨專權後,東林黨更受到嚴重打擊,直到崇祯年間東林黨才重新被啟用。
[100]
由于明神宗不理朝政,缺官現象非常嚴重。
1602年,南北兩京共缺尚書三名,侍郎十名;各地缺巡撫三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六十六名,知府二十五名。
[103]明神宗委頓于上,百官黨争于下,明廷完全陷入空轉之中。
官僚隊伍中黨派林立,互相傾軋,如東林黨、宣黨、昆黨、齊黨、浙黨等名目衆多,但其所議議題卻不是如何改良朝政,隻是人事布局而已。
在東北,由于深受明神宗信任的遼東總兵李成梁後期腐化堕落,大肆謊報軍情,騙取軍功封賞,軍事打擊目标上偏袒努爾哈赤勢力,緻使明末邊患嚴重,并最終導緻清朝入主中國。
因此《明史》言:“論者謂:明之亡,實亡于神宗。
”[100][104]
在軍事方面,萬曆朝以萬曆三大征最為功勳卓着,三戰皆勝以鞏固明朝邊疆、守護朝鮮王朝,但也消耗了明朝國庫存銀。
[105-106]1617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反明,兩年後在薩爾浒之戰中大敗明軍,明朝對後金從此轉為戰略防禦。
[100]
1620年,明神宗駕崩。
[107]其長子朱常洛登基,是為光宗。
朱常洛登基後,面臨着其父朱翊鈞遺留下的嚴峻形勢,朝綱腐敗,經濟凋落,宮内糾紛無休無止,軍力日衰,邊疆吃緊,後金崛起,封疆殘破,大明王朝的江山搖搖欲墜。
而體弱、孤僻、壓抑而又好色的朱常洛又無力挽回即将崩潰的局面。
[327]明光宗僅在位一個月,朝内黨争和宮闱糾紛更為尖銳,先後發生了“紅丸案”和“移宮案”。
萬曆帝死後,貴妃鄭氏又竭力籠絡泰昌帝的寵妃李選侍,以獻美姬請封皇太後和皇後之号。
新皇帝朱常洛登基以後,每日沉于酒色,無幾日就一病不起。
八月二十九日,又因服用李可灼的紅丸,九月一日五更時猝死。
李選侍又與太監李進忠(魏忠賢)密謀挾持皇太子朱由校于乾清宮,欲争當皇太後以把持朝政,此舉引起朝臣的極力反對。
在以東林黨人為主力的朝臣的強大壓力下,才迫使李選侍移出乾清宮。
[327]明熹宗繼位,改元天啟。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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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覆亡
閹黨專權
明熹宗
明熹宗早期大量啟用東林黨人,加劇東林黨争,明熹宗因此對朝政失去耐心,魏忠賢趁機幹預政治,拉攏齊楚浙黨,号為閹黨。
1622年,山東爆發徐鴻儒領導的白蓮教起義。
另外,各地民變、兵變、抗租鬥争頻繁爆發。
[109]1624年後,閹黨把握朝政,魏忠賢擅權跋扈,爪牙遍布全國,并大肆打擊東林黨人,借“梃擊案、[110]紅丸案、[111]移宮案[112-113]”為由,唆使其黨羽僞造《東林黨點将錄》上報朝廷,[114]任他們制造“乙醜诏獄”、“丙寅诏獄”等冤獄,殘酷迫害企圖改良明朝政治的東林黨人。
魏忠賢閹黨對東林黨人的迫害不斷激起民變。
[326]1625年明熹宗下诏,燒毀全國書院。
大量東林黨人入獄,甚至處死,天啟年間的朝政混亂導緻内憂外患加劇。
[115]
其時,國内各種社會矛盾激化。
主要憂患來自遼東後金對明王朝的威脅。
熹宗聽信讒言,不辨是非,即位後罷免“有膽知兵”的遼東經略熊廷弼,緻使後金攻陷沈陽、遼陽,遼東局勢日趨嚴峻。
天啟元年(1621年)三月,為穩定遼東,不得不再次起用熊廷弼為遼東經略。
熊廷弼根據遼東實際情況,制定了三方布置策。
而掌握遼東實際兵權的巡撫王化貞,卻不顧當時敵強我弱、容易被各個擊破的危險,力主分兵把守,全面進攻。
熹宗優柔寡斷,沒有主見,不對經、撫之争作出合理決斷,以緻後金軍采取各個擊破的策略,攻陷廣甯及其周圍40餘城。
在閹黨策劃下,熹宗殺了堅持正确方略的熊廷弼,忠臣良将孫承宗、袁崇煥亦遭猜忌,被革職,遼東戰局陷于重重危機。
[326]
1626年,北京西南隅的工部王恭廠火藥庫發生王恭廠大爆炸,造成2萬多人死傷。
當時東北方的後金逐步占領遼東地區。
1626年,在袁可立和孫承宗相繼離任後,蜷伏了幾年的努爾哈赤突然活躍,大舉西侵努爾哈赤率軍攻打甯遠,明軍在袁崇煥的指揮下憑借堅城固守抗敵,最終擊敗後金軍,并擊傷努爾哈赤,史稱“甯遠大捷”。
不久後,努爾哈赤去世,其子皇太極即位。
朱由校的性格荒唐怪異,以“倡優聲伎,狗馬射獵”為樂。
喜機巧水戲,創演水傀儡戲。
與宦官同演《宋太祖雪夜訪趙普》。
好油漆木工,房屋營造。
選武閹三千,于紫禁城内開内操取樂。
一生重用閹黨禍國殃民,耽于逸樂,無心朝政。
天啟七年(1627年)五月,因劃船嬉戲,溺水獲疾。
後雖痊愈,仍沉緬于聲色犬馬之中,整日困倦無力,狂躁不安,飲“仙方靈露飲”,以求長生。
結果全身浮腫,卧床不起,一命歸天,年僅23歲。
[326]
崇祯治亂
1627年,明熹宗去世後,信王朱由檢繼位,即明思宗,年号崇祯。
[115]朱由檢受遺命繼承皇位。
面對危機四伏的政局,殷殷求治。
每逢經筵,恭聽闡釋經典,毫無倦意,召對廷臣,探求治國方策。
勤于政務,事必躬親。
與前兩朝相較,朝政有了明顯改觀。
清除閹黨,整頓吏治是其革新朝政的重要舉措。
天啟七年十一月,在鏟除魏忠賢羽翼使其孤立後,複将其貶谪鳳陽,旋下令逮治。
在其自缢而死後,下令磔屍于河間。
此後,将閹黨二百六十餘人,或處死,或遣戍,或禁锢終身,使氣焰嚣張的閹黨受到緻命打擊。
同時,平反冤獄,起複天啟年間被罷黜官員。
全面考核官員,禁朋黨,力戒廷臣交結宦官。
整饬邊政,以袁崇煥為兵部尚書,賜尚方劍,托付其收複全遼重任。
[325]然而崇祯用人多疑、剛愎自用、舉棋不定導緻局勢愈加糜爛。
[115]
明思宗朱由檢
他求治心切,很想有所作為。
但因矛盾叢集、積弊深重,無法在短期内使政局根本好轉。
朱由檢性剛愎自用,急躁多疑,又急于求成,因此在朝政中屢鑄大錯。
因對外廷大臣不滿,在清除魏忠賢為首的閹黨後,又重用另一批宦官。
給予宦官行使監軍和提督京營大權。
大批宦官被派往地方重鎮,淩駕于地方督撫之上。
甚至派宦官總理戶、工二部,而将戶、工部尚書擱置一旁,緻使宦官權力日益膨脹,統治集團矛盾日益加劇。
[325]
1629年,皇太極改采繞道長城攻打北京,袁崇煥緊急回軍與皇太極對峙于北京廣渠門,[116]史稱己巳之變。
因清朝施反間計,導緻袁崇煥被崇祯帝所殺。
使遼東防衛幾近崩潰。
無奈中,他不斷反省,四下罪己诏,減膳撤樂,又在宮中設壇,祈求上天降福消災。
在對天帝及各類神仙失望之餘,一度對天主教産生興趣,召外國傳教士入宮講解教義。
[325]皇太極于1636年在盛京稱帝,改國号為大清,并五次經長城入侵明朝北直隸、山東等地區,史稱清兵南略。
當時北直隸連年災荒疫疾,民不聊生。
[117]遼西局勢亦日益惡化,清軍多次與明軍作戰,最後于1640年發動松錦之戰,占領錦州等地,明軍主力洪承疇等人降清,明朝勢力退縮至山海關。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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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期之後時常發生農民起事,崇祯時期朝政混亂與官員貪污腐化;與後金的戰争帶來大量遼饷的需求以及清兵的掠奪;以及因為小冰期氣候變冷,農業減産帶來全國性饑荒,這些都加重明朝百姓的負擔。
1627年,陝西澄城饑民暴動,拉開明末民變的序幕,随後王自用、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等農民起事,最後發展成雄踞陝西、河南的李自成與先後占領湖廣、四川的張獻忠[118]。
1644年李自成建國大順,三月,李自成率軍北伐攻陷大同、宣府、居庸關,最後攻克北京。
崇祯在煤山自缢,[115][119-120]明朝滅亡。
南明時期
主詞條:清兵入關、清朝統一戰争、南明抗清、南明
清順治元年(1644年)五月十五日,福王朱由崧在丹陽總督馬士英等人的擁戴下在南京稱帝,建元弘光。
弘光政權一方面抵禦清軍南下,一方面剿殺農民軍。
順治二年(1645年)春,清軍開始進攻弘光政權。
此時弘光政權内部正在進行激烈的黨争和内戰——駐守武昌的左良玉部隊于三月順長江東下,要“清君側”,權臣馬士英急調江北四鎮軍隊迎擊左軍,緻使江淮防線陷入空虛的狀态,而史可法被排擠出南京到揚州督師後根本不能指揮那些驕兵悍将,因此無法做出抗清的有效布置。
四月,清軍抵達揚州城下,史可法進行了頑強的抵抗。
二十五日,揚州城陷落,史可法被俘遇害。
五月,清軍攻入南京,弘光政權覆滅。
福王本人在城陷前出奔,不久也被俘,次年被處死于北京。
[328]
弘光帝死後[121],同年六月,故明官吏、缙紳錢肅樂等扶植魯王朱以海監國于紹興,建立政權。
魯王依據錢塘江天險與清軍相持一年。
[328]同時,唐王朱聿鍵在鄭芝龍等人的擁立下,于福建福州稱帝,即隆武帝。
而兩個南明政權為争奪正統地位互相攻伐。
1646年,清軍攻占浙江與福建,魯王逃亡海外,隆武帝于汀州逃往江西時被俘,絕食殉國,鄭芝龍向清軍投降。
朱聿鍵之弟朱聿鐭在廣州受蘇觀生及顧元鏡擁立,即紹武帝,于同年年底被清将李成棟攻滅。
同時間桂王朱由榔于廣東肇慶稱帝,即永曆帝。
[122]
1646年,永曆政權獲得瞿式耜、張獻忠餘部李定國、孫可望等勢力以及福建鄭成功勢力的支持下展開反攻。
同時各地降清的原明軍将領先後反正,一時之間南明收服華南各省。
[123]然而于同年,清将尚可喜率軍再度入侵,先後占領湖南、廣東等地。
兩年後,李定國、孫可望與鄭成功發動第二次反攻,其中鄭成功一度包圍南京[124]。
然而不同派系的官兵之間、不同派系的農民軍之間、官兵和農民軍之間重重矛盾不可化解。
特别是永曆政權内部派系林立,争鬥不休,嚴重地削弱了自身的力量。
1651年,舟山群島淪陷後,魯王朱以海在張名振、張煌言陪同下,赴廈門投奔鄭成功,不久病死在金門。
順治十四年(1657年,南明永曆十一年),駐守貴州的大将孫可望投降清軍,雲貴之地喪失了保護的屏障。
順治十五年(1658年,南明永曆十二年),清軍三路大軍入攻雲南,雲貴淪陷。
順治十八年(1661年,南明永曆十五年),清軍攻入廣州,永曆政權滅亡。
[329]
1661年清軍三路攻入雲南,永曆帝流亡緬甸首都曼德勒,被緬甸王莽達收留。
後吳三桂攻入緬甸,[125]莽達之弟莽白乘機發動政變,殺死其兄後于8月12日發動咒水之難,殺盡朱由榔侍從近衛,[126]朱由榔最後被吳三桂所殺,南明亡。
[122][127]
李自成餘部在湖南抗清失敗後,轉移到川、鄂山區進行活動,在夔州府以東地區繼續抗清,稱為夔東十三家軍。
[128]1662年清軍開始攻打,到1664年首領李來亨被殺而亡。
明鄭時期
主詞條:明鄭、鄭成功抗清之戰、鄭成功收複台灣、清統一台灣之戰
鄭成功
鄭成功在南京之戰失敗後退回金廈,于1661年率軍攻占荷蘭占據的台灣,定都東甯。
明鄭在政治上以明朝之一部自居,奉南明永曆帝為正主,以永曆為年号,但實際統治者為延平郡王。
鄭成功抵台約一年後便即亡逝,延平郡王之位續傳鄭經。
鄭經接位後,持續西進,1673年,三藩之亂爆發,繼承鄭成功于台灣建立政府體制的延平王鄭經,接受靖南王耿精忠請援,1674年,率軍由台灣西渡福建。
[334]
回台後,鄭經無心政事,聽從陳永華上議,令鄭克臧為監國以處理國政。
不過随後陳永華即遭奪兵權,同年抑郁而終。
翌年,鄭經因病去世于台灣台南,本遺命監國鄭克臧繼任政權,但鄭克臧遭馮錫範、劉國軒等人襲殺、改擁鄭經年僅12歲次子鄭克塽繼位。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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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3年,康熙帝命施琅進攻明鄭。
施琅大敗劉國軒攻克澎湖,給台灣造成戰略威脅,最終鄭克塽剃發降清,明朝甯靖王朱術桂攜五妃自殺殉國,最後一股抗清勢力覆滅。
[20][122]
疆域
播報
編輯
領土範圍
北方
明初在外蒙古邊境一帶設置四十餘個衛所為邊防前線,包括東勝衛、斡難河衛、開平衛、大甯衛等皆為明朝邊防重地,其走向大緻為陰山、大青山、西拉木倫河一線。
永樂以後,由于天氣轉寒,農耕不濟,緻使邊境逐漸南移。
明中期,随着蒙古複振,北方邊境再次内遷,并修建長城以防禦蒙古,在長城沿線設九邊重鎮加強防禦,長城也成為當時農耕區與遊牧區的界線。
[129]
東北
朱元璋置遼東都司經營遼東,後朱棣招撫女真部落,于1411年設奴兒幹都司,[130]共轄130多個衛所。
[50]1435年,明宣宗撤回在奴兒幹的流官駐軍[131],至萬曆年間衛所增加至384個。
晚明,後金崛起後逐漸進占遼東。
[129]
東北鄰國高麗于元明之際大肆擴張領土,通過招谕、剿殺、驅趕女真部落,使本國疆域不斷向北推進,1393年朱元璋内遷鐵嶺衛[132],默許取代高麗的李氏朝鮮占據鴨綠江以東、圖們江以南的地區。
西北
明初于西北先後設有哈密、沙州[133]、安定、阿端衛、曲先、赤斤蒙古、罕東左等衛。
明朝前期,西北疆界涵蓋今新疆東部哈密一帶。
[134]
1472年,哈密衛被吐魯番汗國攻陷,後于1482年興複。
[135]弘治年間三失三複[136]。
1528年後,嘉峪關以西皆為吐魯番汗國所據[137]。
[129]
西南
1370年,吐蕃宣慰使何鎖南普等率吐蕃諸部歸降[138],後于青藏地區設烏思藏、朵甘衛指揮使司。
[14][139]在完成藏區的統一後[140],明太祖要求藏民輸馬作賦、承擔徭役[141-142],或蒸造烏茶、輸納租米[143],強調“民之有庸,土之有賦,必不可少”。
[144]1407年,明成祖派遣劉昭、何銘等人前往藏區設置驿站[145-146],1414年,又遣中官楊三寶往藏區招谕各土官恢複驿站[147],經多年努力終使往來西番的驿道安全暢通。
[148]
1382年,明軍平定雲南全境[149],除正式府州外另設有三宣六慰[150],永樂年間増設底兀刺、大古刺、底馬撒三個宣慰司[151],統治範圍包括今緬甸、老撾大部及泰國西北部抵達孟加拉灣,明朝中後期這些地區多放棄或為周邊國家所并。
[129]
1406年,明軍進攻安南,最南邊達到日南州一帶。
次年明朝設置交趾布政使司,安南正式成為明朝的一個行政區,下設府十五、州四十一、縣二百零八,共得三百一十二萬人民。
[15]1427年明朝罷交趾布政使司,放棄安南。
[152]安南再次脫離中國獨立,建立後黎朝。
[129][153]1540年,莫登庸請降,明朝将安南國降為安南都統使司。
東南
1553年葡萄牙租借澳門,獲得停泊船隻權,1557年取得居留權,葡萄牙人要向明政府交付租金,明朝依然擁有澳門主權。
[129]
1624年荷蘭殖民者進入台灣南部,築熱蘭遮城。
1626年西班牙殖民者進入台灣北部。
1642年荷蘭趕走西班牙,占領台灣大部。
1661年,鄭成功進攻台灣,次年驅逐荷蘭人,設承天府,轄天興、萬年二縣。
[129]
宣德八年(1433年)明朝疆域,取自《中國大百科全書》[331]
行政區劃
1376年改行省為承宣布政使司,但習慣上仍稱“省”。
1370年于各省設置一都衛,1375年改為都指揮使司。
1427年棄安南後,明朝在全國設置兩京十三布政使司,包括北直隸、陝西、山西、山東、河南(以上為北五省)、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四川(以上為中五省)、廣東、福建、廣西、貴州、雲南(以上為南五省)。
共設置十六都司、五行都司、二留守司。
其中十三個是與布政使司同名的都司,其它三個是萬全都司、大甯都司和遼東都司。
[154]
五行都司是陝西(治甘州衛,今張掖)、四川(治建昌衛,今西昌)、湖廣(治鄖陽衛,今湖北鄖縣)、福建(治建甯府,今建瓯市)、山西(治大同府)。
兩留守司是洪武年間設置的中都留守司(今鳳陽)和嘉靖年間置于承天府(今湖北鐘祥)的興都留守司。
[154]
此外,在政教合一的青藏地區設有烏思藏都司、朵甘都司;在東北女真部落設奴兒幹都司,下轄131衛,至萬曆年間增至384衛;另有置于嘉峪關以西地區的西北八衛,以上均屬羁縻衛所,與内地的都司、行都司性質不同。
明朝最後有140府,193州,1138縣,493衛,359所。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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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屬國
主詞條:朝鮮王朝、琉球王國、安南、占城、真臘、暹羅、浡泥國、蘇祿
政治
播報
編輯
主詞條:明朝政治制度、明朝官制
内閣制度
主詞條:殿閣大學士、明朝内閣制度
明朝初期名臣(17張)
1380年,朱元璋廢丞相,罷中書省,親理政務,但是力不從心,故設立四輔官來輔佐政事。
但這項制度效能不彰,1382年七月被廢。
十一月,仿宋制,置華蓋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諸大學士,又設文華殿大學士,以輔導太子,品秩皆為正五品。
朱棣登基後,特派解缙、胡廣、楊榮等入午門值文淵閣,參預機務,由此成立内閣。
[156]
内閣隻為皇帝的顧問,奏章的批答為皇帝的專責。
内閣大學士一職多以碩德宿儒或朝中大臣擔任,隻照皇帝意旨寫出,稱“傳旨當筆”。
明仁宗增置謹身殿大學士。
宣宗時期,由于楊溥、楊士奇、楊榮等三楊入閣,宣宗批準内閣在奏章上以條旨陳述己見,稱為“票拟”制度。
明初,内閣無實權。
之後内閣地位逐漸升高,權限逐漸增大,到明世宗時,内閣終躍至六部之上。
嘉靖以後,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
自此,内閣成了中央最高的的決策機構。
文淵閣
執行機構
主詞條:六部
明朝在中央和南京各設置吏、戶、禮、工、刑、兵六部,與前代相比,明朝最初在每部增加尚書侍郎各一。
胡惟庸案之後,朱元璋廢丞相之職,六部因此地位得到了提高。
每部隻設一個尚書,兩個侍郎,原有的各科尚書降為郎中。
各部尚書和侍郎的官階也上升。
其中以吏部最為重要,戶部人員最多。
禮部與工部地位較低,而在南京六部除兵部、戶部外,其他四部基本沒有沒有實權,是被排擠出中央的官員的“養老之地”。
[157]
監察機構
明朝中後期名臣(21張)
朱元璋為吳王時,始置禦史台,設左、右禦史大夫各一名。
1380年,罷禦史台。
1382年更置都察院,設監察都禦史八人。
分監察禦史為浙江、河南、山東、北平、山西、陝西、湖廣、福建、江西、廣東、廣西、四川十二道,各道置禦史三到五名,稱為十二道監察禦史。
監察禦史都駐在京師,有事帶印出巡,事畢回京繳印。
1403年,改北平道為北京道。
1420年,罷北京道,增設貴州、雲南、交趾三道。
1425年,稱行在都察院。
1435年,罷交趾道,始定為十三道。
正統年間去“行在”字。
[158]
六科機構
六科,負責侍從、規谏、補阙、拾遺、稽察六部百司之事。
1373年,設給事中十二人,秩正七品,始分為六科,每科二人。
1391年,更定科員,每科都給事中一人,正八品。
六科有“封駁權”,對改善朝政發揮了一定作用。
[159]
五寺機構
五寺包括大理寺、太常寺、光祿寺、太仆寺和鴻胪寺。
大理寺與刑部和都察院合為三法司,其職權與今日之最高法院相似。
大理寺的首長稱為大理寺卿,九卿之一。
其餘四寺卿職權較低。
太常寺負責祭祀禮樂,隸屬于禮部;太仆寺管理馬匹,隸屬于兵部;光祿寺負責壽宴、進貢等,隸屬于禮部;鴻胪寺負責朝會、賓客(外吏朝觐,諸蕃入貢)、吉兇儀禮。
[159]
特務機構
錦衣衛印
明朝主要的情報機構包括錦衣衛、東廠和西廠,武宗時期還一度設有内行廠。
錦衣衛負責偵查國内外情報,直接對皇帝負責,擁有可以逮捕任何人,并進行秘密審訊的權利。
東廠主要職責就是監視政府官員、社會名流、學者等各種政治力量,并有權将監視結果直接向皇帝彙報。
東廠可以直接逮捕、審訊。
西廠設立于憲宗時期,首領為汪直。
1482年後被廢。
其後又被武宗短暫恢複。
内廠設于武宗時期,任務是牽制錦衣衛、東廠和西廠的權力,防止它們三個機構相互勾結權力的擴展。
首領為宦官劉謹,劉謹伏誅後,内廠與西廠同時被廢,僅留東廠。
[160]
其它機構
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明仁宗之後,三公皆為虛銜,為勳戚文武大臣加官、贈官。
太子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太保,隻有朱棣以姚廣孝專為太子太師,留輔太子,自是以後,終明一代皆為虛銜。
[161]他們名為輔導太子,但實際上輔導太子的機構是詹事府。
詹事府下設兩坊、一局、一廳。
此外還有太醫院,太醫院附屬有生藥庫和惠民藥局。
二十四衙門(十二監、四司、八局,由宦官所擔任)。
親軍上直二十六衛,除錦衣衛設有南北兩個鎮撫司,其他二十五衛各設有一個鎮撫司,已上俱不屬五軍都督府管轄。
女官,洪武五年,定為六局一司。
永樂後,職盡移于宦官,隻保留少數女官。
[162]
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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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詞條:《大明律》、《大诰》
軍事
播報
編輯
軍事機構
主詞條:大都督府、五軍都督府、明朝兵部
軍事制度
衛所制為在全國各地軍事要地設立衛所駐軍,衛有軍隊五千六百人,其下依序有千戶所、百戶所、總旗及小旗等單位,各衛所都隸屬于五軍都督府,亦隸屬于兵部,有事從征調發,無事則還歸衛所。
軍隊來源為世襲的軍戶,由每戶派一人為正丁至衛所當兵,軍人在衛所中輪流戊守以及屯田,屯田所得以供給軍隊及将官等所需。
其目标在養兵而不耗國家财力,但宣宗以後漸無法維持,軍人生活水平及社會地位日漸低下,逃兵也逐漸增加,軍備因此逐漸廢馳[163]。
在嘉靖年間,應付倭寇之亂時,将領戚繼光在浙江地區采用招募民兵加以訓練的方式,來取代不堪的衛所兵。
正因為明朝正規軍衛所軍的不堪用,故這些民兵,成為在明朝後期逐漸擔負起維持明朝有效統治的作戰部隊,而其中最為有名的就是戚繼光的召募以浙江人為主的戚家軍、李成梁李如松父子麾下的遼東鐵騎及袁崇煥所召募以遼東人為主的關甯鐵騎[164]。
明嘉峪關
軍事編制
主詞條:京軍三大營(五軍營、三千營、神機營)、明朝水師
防禦體系
主詞條:塞王、明朝藩王、九邊重鎮
對外戰争
主詞條:明征安南戰争、明緬戰争、明東南沿海抗倭之戰、萬曆朝鮮之役、薩爾浒之戰
經濟
播報
編輯
主詞條:明朝經濟
農業
明代中後期,農産品呈現糧食生産的專業化、商業化趨勢。
江南廣東一大片原來産糧區由于大半甚至八九成都用來生産棉花甘蔗等經濟作物而成為糧食進口區,其它一些地方則靠供給糧食成為商品糧食出口區。
[165]長江三角洲一帶是當時桑、棉經濟作物和手工業最發達的地步,但是糧食有些地區不足,各區域之間經常調劑糧食。
但整個區域仍有不足,須由湖北、江西、安徽運入,所謂“半仰食于江、楚、廬、安之粟”[166]。
一般糧食作物的種植,主要有稻、麥、粟、梁、黍、菽等多種谷類;某些本來可以自給的區域,由于手工業的發展,非農業人口的劇增,或經濟作物種植面積的不斷擴大,使本地生産糧食不能滿足需求,因而每年需從外地輸入大量糧食。
[165]
不少土地主缙紳也逐步将資金投向工商業,“富者縮資而趨末”[167],以徽商、晉商、閩商、粵商等為名号的商幫亦逐漸形成,并在一定地區和行業中有着舉足輕重的地位。
農業人口轉為工商業者的數量急增。
手工業
明朝最早開始繁榮的手工業是棉紡織業,早在明初時候的江南,手工業便已經相當發達,并且逐漸形成了一些以手工業為中心的城市。
明朝中後期,随着京城的北遷,中原地帶和華北地區,特别是環渤海灣一帶,手工業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
[168]
明朝手工業分官營與民營兩種,其中官營又分中央管轄和地方管轄兩大系統。
在明朝,進步最快、規模最大的是礦冶、紡織、陶瓷、造船、造紙等行業生産,而明朝手工業最引人注目的特點是民營手工業的大規模興起,并在明朝後期逐步取代了官營而在手工業市場占有主要位置。
[168]
商業
明代社會經濟的一個顯着特點,是商業經濟在整個社會經濟中地位的提高。
明中葉以後,國家對商稅的征收,已成為财政收入的一個不可或缺的來源。
僅以鈔關為例,1502年全國鈔關收入折合白銀約八萬兩,在當年太倉收入中約占百分之三左右;1597年達四十萬七千五百兩,約占太倉庫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可見明朝商稅在國家财政中的比重與日俱增。
[169]
人數衆多的富商巨賈們憑着資本的雄厚,往往開有幾個或幾十個店鋪。
當時全國各重要城市幾乎到處都有徽商的店鋪,如運河沿岸的城市臨清,徽商占從事工商業人數的90%。
為了使資本充分發揮作用,有些商人把商業資本直接投資于生産中,并雇用了大量的雇工和奴仆從事生産,從而轉化為“産業資本”。
明代商業資本的興起,對于加強各地區的聯系,促進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資本主義的萌芽起着一定的作用。
但是在封建制度下,明代富商巨賈不可避免地帶有濃厚的封建色彩,這是中國封建社會不同于歐洲城市的一個重要特點,也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緩慢的一個重要原因。
他們為了使自己的生産經營更安全,往往通過打權貴人物的招牌、與官僚資本合夥經營或者捐官買爵等方式,和各級官吏緊密結合。
[170]
在商業都市的發展規模、人口城市化狀況和市場化程度方面,據伊懋可的數據,中國城市人口在明末占總人口的6%至7.5%。
據曹樹基的估計,1630年時中國城市化率已達到8%[171],晚明城市人口約達1536萬人。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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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藍瓷器
賦稅
主詞條:承宣布政使司、一條鞭法、礦監稅使、魚鱗圖冊
貨币
宣德通寶
明朝實行中央集中的貨币政策,貨币鑄造、印制、發行、流通、管理均聽命朝廷,力求貨币穩定,作為鞏固政權的重要手段。
太祖定都金陵,仿元鈔法,以寶鈔為主币,在全國推行。
因其鈔法措施不當,事與願違,隻行了幾代就銷聲匿迹。
多次禁民間用銀錠,但時禁時放,後來隻好由官府帶頭将銀作貨币。
中葉前,寶鈔已不用,形成銀錠、銅錢并行币制,直到明亡。
由于明朝政局和内外關系總處于緊張狀态,國内無法安定,其貨币制度也未穩定過,最後天啟崇祯兩代内外交困,惡錢泛濫成災,引起惡性通貨膨脹。
[172]
人口
明代戶口峰值出現在晚明,但對于具體時間與人口數,不同學者有不同說法。
易中天認為明末人口六千餘萬[173];趙文林、謝淑君認為明朝于1626年達到人口峰值,實際人口大約一億人左右[174];王育民認為萬曆年間明朝人口達到峰值,實際人口在1.3億人至1.5億人之間[175];何炳棣認為1600年實際人口達1.5億[176];葛劍雄認為1600年明朝約有1.97億人,并推測1655年明清之際人口谷底約為1.2億人[18];曹樹基認為1630年明朝達到人口峰值,實際人口大約有1.9251億人,1644年實際人口約有1.5247億人[19];而英國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則認為1600年明朝實際人口大約有1.6億人[177]。
明朝戶口流動表
年代
戶數
口數
備注
洪武十四年(1381年)
[178]
-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
[179]
-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
[180]
實際人口達七千萬[18]
建文四年(1402年)
[181]
-
永樂元年(1403年)
[182]
此為官方統計的戶數峰值
永樂二年(1404年)
[183]
-
永樂十年(1412年)
[184]
-
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
[185]
-
洪熙元年(1425年)
[186]
-
宣德十年(1435年)
[187]
-
正統十四年(1449年)
[188]
-
景泰七年(1456年)
[189]
-
天順八年(1464年)
[190]
-
成化十五年(1479年)
[17]
此為官方統計的人口峰值
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
[191]
-
弘治四年(1491年)
[192]
-
弘治十五年(1502年)
[193]
-
弘治十七年(1504年)
[194]
-
正德元年(1506年)
[195]
此為官方統計的人口谷底
正德十年(1515年)
[196]
-
正德十五年(1520年)
[197]
-
嘉靖元年(1522年)
[198]
-
嘉靖十一年(1532年)
[199]
-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
[200]
-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
[201]
此為官方統計的戶數谷底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
[202]
-
隆慶元年(1567年)
[203]
-
隆慶二年(1568年)
[204]
抄舊,即戶部官員連年照抄戶口數。
隆慶三年(1569年)
[205]
抄舊
隆慶四年(1570年)
[206]
抄舊
隆慶五年(1571)
[207]
抄舊
萬曆六年(1578年)
[208]
-
萬曆三十年(1602年)
.5[209]
口半,即“五分丁”,此年墾田面積達傾,為明代之最。
泰昌元年(1620年)
[210]
-
天啟元年(1621年)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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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舊
天啟三年(1623年)
[212]
抄舊
天啟五年(1625年)
.5[213]
抄舊,口半。
天啟六年(1626年)
.5[214]
抄舊,口半。
注:本表數據出自《明史》、《明實錄》。
文化
播報
編輯
主詞條:明朝文化
圖書
明成祖時期,朱棣令編修百科全書《永樂大典》,解缙率三千文人在三年時間内即告完成。
[215]《永樂大典》有卷,又凡例、目錄60卷,冊,引書達七八千種,字數約有三億七千多萬。
永樂大典
哲學
主詞條:陽明學、泰州學派、童心說
哲學思想上,王陽明繼承陸九淵的“心學”并發揚光大,他的思想強調“緻良知”及“知行合一”,肯定人的主體性地位,将“人”的主動性放在學說的重心。
[216]而王陽明的弟子王艮更進一部的強化此方面的論述,提出“百姓日用即道”,肯定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意義。
而李贽則更肯定“人欲”的價值,認為人的道德觀念系源自于對日常生活的需求,表現追求個體價值的思想。
因西學東漸使科學精神與實學風尚也開始流行。
明末伴随着朝代的更替,哲學家開始更多思考現實問題與政治改良,如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等。
[217]
晚明書院的興盛沖擊了官學的地位,許多知識分子利用在書院講學之際借機批評時政,如曾講學于東林書院的顧憲成及高攀龍,就常諷刺時政,也使東林書院成為與當權派對抗的中心。
當時學者也會借用寺廟周邊的空地舉行“講會”,倡導新的思想價值與人生觀。
[218]
王守仁
王艮
李贽
王夫之
王守仁
王艮
李贽
王夫之
文學
主詞條:三言二拍、明代四大奇書、公安派、竟陵派
《金瓶梅》書影
明代文學以小說達到的藝術成就最高,創作了大量的以曆史、神怪、公案、言情和市民日常生活為題材的長篇章回小說和短篇的話本、拟話本。
一些文人加工改寫了宋元話本,還創作拟話本。
“三言”、“二拍”就是這種話本和拟話本的代表作。
[219]
《西遊記》《水浒傳》《三國演義》《金瓶梅》被稱為四大奇書。
[219]馮夢龍加工編輯的三部白話短篇小說集“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與“三言”類似每部四十篇的短篇小說集還有淩蒙初編着的“二拍”以及1987年才被發現的《型世言》(陸人龍編着)。
傳統雅文學的發展在明代繼續發展,明代詩文數量卻浩如煙海,不僅作家衆多,而且各成流派。
着名文人有劉基、宋濂、高啟、方孝孺、唐寅、歸有光、徐渭、王世貞、袁宏道、錢謙益、張岱、吳偉業等人。
散曲家則有王磐、馮維敏、薛論道、陳譯、康海等人。
[217-218]
永樂至正統年間,文壇上出現了以内閣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為首的“台閣體”詩派。
明中葉,在反對台閣體冗沓文風的鬥争中,先有弘治、正德年間的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崛起,繼而又有嘉靖、萬曆間李攀龍、王世貞為首的“後七子”雄踞文壇。
他們以複古為号召,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
當前、後七子複古運動興起時,文壇上又相繼疊起“唐宋派”和“公安派”。
萬曆時期,猛烈反對前後七子的拟古主義,有以公安袁宗道、袁宏道與袁中道為代表的公安派。
他們認為文學是随着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的,有各個不同的時代,即有各種不同的文學。
竟陵鐘惺、譚元春為代表的竟陵派主張獨抒性靈,并且乞靈于古人,目的為“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後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如是而已矣”。
[218]
戲曲
主詞條:南戲、湯顯祖、臨川四夢、四大聲腔
明中葉後,随着城鎮經濟的繁榮,為群衆所喜聞樂見的戲曲又出現了新的發展,産生了許多具有進步意義的作品。
明代劇作中最負盛名的是《牡丹亭》。
[220-221]
在明代,流行的戲曲唱腔中,主要有弋陽腔和昆山腔(昆腔)。
昆腔本局限于吳中。
嘉靖年間,着名音樂家魏良輔對昆腔進行改革,使它既集中表現了南曲的清柔婉轉的特點,又保存了部分北曲激昂慷慨的聲腔,成了當時最有影響的一種戲曲音樂。
書法
主詞條:南董北米
明朝書法以行書和草書為主。
明初書法陷于台閣體泥沼,沈度學粲兄弟推波助瀾将工穩的小楷推向極緻,“凡金版玉冊,用之朝廷,藏秘府,頒屬國,必命之書“。
二沈書法被推為科舉楷則,于是台閣體盛行。
明中期吳中四家崛起,書法開始朝尚态方向發展。
祝允明、文征明、王寵與唐寅是這個時期的代表,書法開始邁入倡導個性化的新境域。
晚明書壇興起一股批判思潮,書法上追求大尺幅,震蕩的視覺效果,有名的有張瑞圖、黃道周、王铎與倪元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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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徵明·《草堂十志》
繪畫
主詞條:吳門四家、松江派、南陳北崔
明代繪畫精選(31張)
明初,宮廷畫家居畫壇主流。
15世紀中葉,江南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吳門四大家”崛起。
他們廣泛吸取了唐、五代、宋、元諸派之長,形成了各具特殊風格的繪畫藝術,又被後世稱為“明四家”。
嘉靖時,傑出畫家徐渭,自辟蹊徑,創潑墨花卉。
萬曆年,吳門畫家張宏開啟實景山水寫生之先河,在繼承吳門畫派風格和特色的基礎上加以創新,畫面清新典雅,意境空靈清曠。
明末還有人物畫家吳彬、丁雲鵬、陳洪绶、崔子忠、曾鲸,花鳥畫家陳淳等。
沈周·《廬山高圖》
音樂
主詞條:朱載堉、十二平均律
建築
主詞條:北京故宮、南京城牆、明長城、十三陵
科技
播報
編輯
主詞條:明朝科技
天文氣象
十四世紀中葉的《白猿獻三光圖》載有132幅雲圖,并與天氣變化聯系起來,絕大部分與現代氣象學原理相一緻。
(歐洲到1879年才出版隻有十六幅的雲圖。
)
1383年,南京設京師觀象台,1439年造渾天儀置北京(1900年被八國聯軍德國劫走,1921年索回,置南京紫金山天文台)。
1442年,北京設觀象台。
1446年,建晷影堂(位于北京古觀象台西南側)。
1607年,李之藻撰《渾蓋通憲圖說》刊行。
1617年,張燮着《東西洋考》記載海洋占候等的詳細資料。
1634年,正式安裝中國第一架天文望遠鏡:“筩”(yong)。
1643年,出版《崇祯曆書》。
坤輿萬國全圖
數學物理
1450年,吳敬撰《九章算法比類大全》。
1524年,王文素着成54卷總計1500多問近50萬字《新集通證古今算學寶鑒》。
1584年,朱載堉着《律呂精義》出版。
[222]
1592年,程大位撰《算法統宗》最早記載使用珠算方法開平方和開立方。
1606年,徐光啟與利瑪窦開始合譯《幾何原本》。
1613年,李之藻據西人克拉維斯《實用算術概論》和中國程大位《算法統宗》編譯而成《同文算指》。
1637年,宋應星在《論氣·氣聲》中對聲音的産生和傳播作出了合乎科學的解釋,認為聲音是由于物體振動或急速運動沖擊空氣而産生的,并通過空氣傳播,同水波相類似。
方以智在《物理小識》卷2中提出:“宙(時間)輪于宇(空間),則宇中有宙,宙中有宇。
”提出了時間和空間不能彼此獨立存在的時空觀。
在《物理小識》卷1中正确地解釋了蒙氣差(即大氣折射)現象。
民間光學儀器制造家孫雲球制造放大鏡、顯微鏡等幾十種光學儀器,并着《鏡史》(已佚)。
醫學醫藥
1406年,朱棣等主持收集編成《普濟方》(載方六萬一千七百三十九個,是中國現存最大的一部醫方書)。
1567年在甯國府太平縣試行中國人痘接種方法預防天花。
(種痘預防天花是人工免疫法的開端,十七世紀中國種痘技術已相當完善,并已推廣到全國。
中國種痘法于十七世紀初傳入歐洲)。
《本草綱目》
1596年李時珍着《本草綱目》在南京正式出版刊行,同期問世的還有《瀕湖脈學》《奇經八脈考》等。
1601年,楊繼洲着《針灸大成》。
1617年,陳實功收集了大量有效方劑。
他注重實踐,勇于革新,創造性地進行了截趾(指)、氣管縫合等外科手術。
着有《外科正宗》,書中對一些腫瘤也作了論述。
1624年,張景嶽撰《類經》刊行,同年,再編《類經圖翼》和《類經附翼》。
1640年,《景嶽全書》64卷成書。
1641年,吳有性撰《瘟疫論》。
王夫之在《思問錄·外篇》中提出了關于生物體的新陳代謝的觀念,他說:“質日代而形如一,……肌肉之日生而舊者消也,人所未知也。
人見形之不變而不知其質之已遷,……”
農學農政
徐光啟
1376年,俞宗本着《種樹書》(記載了多種樹木的嫁接方法,如桃、李、杏的近緣嫁接和桑、梨的遠緣嫁接等)。
1406年,朱橚《救荒本草》問世(收集四百一十四種可供食用的野生植物資料,載明産地、形态、性味及其可食部分和食法,并繪有精細圖譜)。
1547年,馬一龍着《農說》(記載了水稻的精耕細耘、密植、育苗、移栽等的種植經驗,是中國第一部運用哲學觀點來闡述農業技術的着作)。
1596年,屠本畯(jùn)着中國現存最早的海洋生物專着《閩中海錯疏》(記載了沿海一帶以海生無脊椎動物和魚類為主的二百多種水族生物的形态和生活習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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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8年,喻仁、喻傑合着《元亨療馬集》(着名的獸醫學着作,内容包括對馬、牛和駱駝的治療經驗,現今仍有實用價值)。
1617年,趙蛹着《植品》(有關西紅柿的種植技術等)。
1628年,徐光啟撰《農政全書》。
地理科技
1405-1431年鄭和率大型遠洋船隊到達西洋三十餘國;1425年《鄭和航海圖》編成。
1536年,黃衷着《海語》(記錄東南亞史地與中國南洋交通情況)。
1565年,胡宗憲編《籌海圖編》記錄中日交通及抗倭事。
[223]
1589年,出現最早的世界地圖《坤輿萬國全圖》。
1639年,顧炎武開始編着《肇域志》、《天下郡國利病書》。
明末徐霞客開始着《徐霞客遊記》。
化學化工
1521年,四川嘉州(今樂山)鑿成深達數百米的石油豎井。
1596年,《唐縣志》記載以火爆法的采礦技術。
[224]
1596年,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記載了二百七十六種無機藥物的化學性質以及蒸餾、蒸發、升華、重結晶、沉澱、燒灼等技術。
[225]
1637年,宋應星在《天工開物》中記述冶煉技術時,把鉛、銅、汞、硫等許多化學元素看作是基本的物質,而把與它們有關的反應所産生的物質看作是派生的物質,從而産生化學元素概念的萌芽。
[226]《天工開物》中記載了中國古代冶金技術的許多成就,如冶煉生鐵和熟鐵(低碳鋼)的連續生産工藝,退火、正火、淬火、化學熱處理等鋼鐵熱處理工藝和固體滲碳工藝等。
方以智在《物理小識》卷7中記載了煉焦炭的方法:"煤則各處産之。
臭者,燒熔而閉之。
成石,再鑿而入爐,曰礁。
"歐洲到1771年才開始煉焦。
[227]
西學東漸
徐光啟重視演繹推理,并特别把重點放在數學上,認為數學是其他一切自然科學和工程學的基礎。
徐光啟在1629年即成立西局同年的七月二十六日,給崇祯帝上奏,提出“分曹”料理,即分學科研究的思想,并論述數學和其他科學的關系,及數學在生産實踐中作用。
[228]他認為數學是“從用之基”,提出“度數旁通十事”:治曆、測量、音律、軍事、理财、營建、機械、輿地、醫藥、計時。
在他掌管的“曆局”内開展以數學為根本,兼及氣象學、水利工程、軍事工程技術、建築、機械力學、大地測量、醫學、算學及音樂等學科的研究工作。
[229]
曆局有了科學研究機構的雛形。
崇祯帝對此積極反應和支持,下旨批示“度數旁通,有關庶績,一并分曹料理,該衙知道”。
徐光啟開創的“格物窮理之學”有李之藻、李天經、孫元化、王徵,其後又有方以智,王錫闡等發揚。
民族
播報
編輯
東北地區
主詞條: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奴兒幹都司
蒙古族
主詞條:鞑靼、瓦剌、兀良哈、土木之變、隆慶和議
藏族地區
主詞條:烏斯藏都司、朵甘都司、宗喀巴、西藏八王
西北地區
主詞條:亦力把裡、哈密之争
西南地區
主詞條:土司制度、改土歸流
外交
播報
編輯
主詞條:明朝外交
朝貢體系
明初逐步恢複了唐宋時期的朝貢制度,到明成祖時期開創萬國來朝的外交局面,進一步完善了中華朝貢體系。
[230]
七下西洋
為加強與海外諸國的聯系,朱棣派鄭和出使西洋。
從1405年到1433年,鄭和七次航海,訪問亞非30多個國家和地區,最遠到達紅海沿岸和非洲東海岸地區。
出使西域
明朝派遣吏部驗封司員外郎陳誠出使撒馬兒罕、吐魯番、火州等西域十八國,并着述《西域番國志》、《西域行程記》等,加強了明朝同世界各國的經濟、政治上的往來。
海禁政策
元末明初,日本的武士、商人和海盜,經常騷擾中國沿海地區,被稱為倭寇。
為防倭寇,朱元璋頒布了海禁政策。
明朝中期,朝廷誤以為“倭患起于市舶,遂罷之”[231]。
合法的私人海外貿易,受到嚴厲限制。
中國東南沿海的一些奸商,與倭寇相勾結,共同走私、搶掠分贓,倭患愈演愈烈。
東南倭亂
抗倭的戚繼光[232]
明朝派戚繼光到浙東抗倭。
他率領戚家軍,在台州九戰九捷,取得抗倭鬥争的重大勝利。
後來他又率軍開赴福建、廣東,與另一位抗倭名将俞大猷連續重創倭寇。
到1565年,東南沿海的倭寇基本剿清。
[233]
倭寇平息後,朝廷有鑒于對外貿易對沿海居民的重要性,逐步解除海禁,使民間走私貿易逐步正當化,國際貿易使中國進入了逐漸成形的世界貿易體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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