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允吃了飯回了房，卻是沒有睡午覺，而是鑽進書房之中，繼續寫三國，畢竟作為一個碼字人，哪有什麼睡覺的說法。
回了房寫了一回，正待自己審核一遍，便聽到有人過來了。
蘇允聽了一下腳步聲，随後露出了笑容：來了。
蘇允手寫《論漢唐宋三代之政治得失》，可不是為了寫《三國演義》，三國演義何曾需要這種詳細的研究。
蘇允對當今朝堂的上的諸公，能看上的也就章惇這麼一個人而已。
在蘇允看來，在治國理政之上，這北宋中後期的宰相中，無過于章惇一人而已。
什麼範仲淹、韓琦、王安石、司馬光，在章惇面前都是弟弟而已。
至于為什麼章惇被貶為奸臣，蘇允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來是因為章惇在王安石之後主持變法，王安石的改革一直受到社會主流思想的輕視和鄙夷。
這些思想以程朱理學為主導，他們重視道德治國，而鄙視法律、财務和經濟等實操。
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曆史書籍更容易将王朝的衰落歸咎于變法，以及主張和支持變法的人。
二來則是靖康之難後陷入危機，宋室南渡，朝廷需要尋找替罪羊來承擔曆史責任。
宋高宗将這個責任推到了蔡京和王安石的身上，将他們描繪成國家的罪人。
因此，章惇這些推行變法的人自然也被視為誤國奸臣，成為了衆矢之的。
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便是自從在正史中設立《奸臣傳》後，中國曆史上便隻有奸臣而無昏君、暴君。
毫無疑問，所謂的“奸臣”，成了昏君、暴君的替罪羊。
然而，對于像王安石這樣的大人物，雖然他的名聲很大，但是可能因為他的政策和風格過于獨特，并沒有被列入《奸臣傳》。
然而，對于蔡确、呂惠卿和章惇等人來說，他們很容易成為替罪羊。
這些人在政治上可能有一些問題，或者他們的名聲并不響亮，所以他們被用來承擔北宋亡國的罪名。
至于有人要拿章惇迫害司馬光蘇轼這些人來說明章惇是個奸臣，這個事情梁啟超說得很明白。
梁啟超的話挺長，大意便是：章惇不過是将舊黨對他們所作事情對着舊黨做了一遍而已。
所以，蘇允隻是覺得章惇這個人過于厲害，若是得罪了，難免會遭受嚴厲的打擊，實際上并不覺得章惇是個壞人，是個奸臣。
因此，蘇允想趁着蘇轼與章惇還有聯系的時候，将一些有助于新法的東西給傳達過去。
蘇允所寫的東西其實都頗有針對性的：
寫君權相權，是想告知章惇要取得主動性；
寫中央與地方權力之争，是想讓章惇整頓官吏體系，讓政策能夠走下去；
至于稅賦對比，則是讓章惇看得更加清楚一些；
至于軍事上的東西，也是想要告訴章惇等新黨，軍事變革的方向。
沒有别的想法，就是蘇允認為，如同章惇這樣的人，對于國家百姓還是很好的，他知道一些東西，便幫一把而已。
原本他是想通過蘇轼傳達過去，沒想到章惇竟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