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了，太子李弘這兩年的努力也并非毫無成效；比如弘文館大學士、左庶子張大安，正谏大夫、太子侍讀薛元超已将其視為未來的主君。
新入政事堂的宰輔高智周、來恒，也暗自表現示好之意。
但指望此輩就此全力支持太子李弘，也是不可能的事情，最多也就在一些日常事務上，順水推舟的贊同、附和一二；或是朝議發生分歧的時候，基于自身立場和利益得失，略微傾向太子一方而已。
其中高智周進士及第出身，曆任蘭台大夫、秘書監，現已78歲高齡了；來恒是隋朝左翊衛大将軍來護之子，已故侍中來濟的異母兄；現在也是69歲了。
高宗治下滿朝堂的老人政治，由此可見一斑；
但他正是用這些年事漸高，相對保守穩健的老臣輪流上位，才得以在時不時的風痹發作下，維持了這麼多年對朝堂的控制力；但代價就是長期死水一潭，需要以天後出面，來推動革新和大開言路。
事實上，高宗晚年的積弊深重，早已體現在國朝的方方面面，并且深入朝野地方了。
因此在他無法正常視事的情況下，很多時候都是靠代為臨朝的天後，進行彌合和修補，并為之承當相應的罵名。
比如兩次大非川的送人頭，讓太宗留下的功臣名将凋零，而新生代将帥還未成長起來，依靠一個薛仁貴死命的薅，在東線高句麗故地和西線吐蕃之間，長期疲于奔命的充當救火隊，不出問題才怪。
事實上，除了将帥的青黃不接之外；在多年征戰之後，不但原有以關中位本位的府兵體系，已經出現了疲敝和後力不濟；就連作為補充的“兵募”制度，也出現了嚴重的問題；以至兵員開始匮乏。
比如，原本許諾士兵的勳轉和功賞大幅下降，而遠征在外的将士，卻沒有得到充足的衣糧，反而因為不斷爆發的戰事，不斷超期服役和駐守。
當他們不得不在境外忍饑挨餓，家裡卻開始生計斷絕。
因此民間民間自然用腳投票，青壯年大量逃避軍役。
以至地方官府開始招募老弱，以為充數和應付差事。
所以，前些年才有了高宗破天荒以朝廷和皇家權威，作為背書而面對天下的《募勇士令》。
但這種類似打雞血的事情，也就在初次效果最為好用，不可一而再再而三的持續發揮作用。
另一方面，朝堂上同樣也是積弊頗深，暮氣重重；因為高宗為了防止孫無忌式的專權，而頻繁更換宰相。
結果就是吏治松懈，官員冗雜、政争頻繁等一系列負面影響。
原本高祖時的選官混亂和濫爵，在太宗朝時已經得到了扭轉，不但合并州縣減少冗餘，甚至一度将在朝的文武官員臣子精簡到了643員。
但是，高宗繼位後為了籠絡人心和對抗長孫無忌為首的老臣，又放開了這口子而大肆封賞，甚至在中書門下尚書省的宰相定額之外，以授予同中書門下三品的方式，來繞過中書門下的擎制和勸谏。
因此，如今通過勳貴、官宦子弟的門蔭，對外征戰的軍功晉身，還有下層胥吏的遞補入流；再加上推行科舉多年的選士，形成了相當規模的官員數量，但是朝廷能夠授予的職位，卻是相對穩定的。
最終到了高宗朝晚期，光是在任的内外文武官員，就已經膨脹到了一萬三千有餘；而其他隻有頭銜和身位的候補、待缺的官員，更甚于此，也由此形成了相當的壓力和内卷，政争就變得不可避免。
然後在官多位少、競争激烈、卻流轉不暢的情況下，又由此衍生出了貪腐、弄權，乃至是吏治松懈的諸多問題。
而如此規模的流内品官員支出，再加上連年征戰的消耗，又進一步加劇了國力不支，
因此，高宗晚年風痹頻發之後，就基本放棄了扭轉這種局面的努力，而開始進入半躺平幕後狀态，将台面上政務轉交給自己枕邊人，也是與世家大族、勳貴老臣，天然對立和别無瓜葛的武後監領。
雖依靠這種一内一外、台前幕後的“二聖臨朝”框架，修修補補的維持運轉多年，但也引發了更多的問題和連鎖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