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就這麼一晃來到了上元三年（676年）春。
而曆史線的偏移也在新的一年，繼續體現出後續的影響來。
首先是因為太子李弘，沒如期死在洛陽的合璧宮，因此也沒引發高宗悲痛改元的曆史事件。
其次是對新羅用兵的需要，被貶放代北的薛仁貴，也再度被高宗赦免召還戴罪陣前。
而原本正常曆史線上，因為新羅王金法敏卑言求和，而順勢從高句麗故土收縮的兵力，也依舊留在大同江以南；
這就造成了另一個後果和偏差。
總章元年（六六八）置安東都護府于平壤，以唐人與當地酋豪共治其地。
但高句麗遺民不服統治而連年反抗，在鹹亨元年至四年（670至673）多次爆發大規模叛亂。
雖然被唐軍屢屢擊敗，但也導緻駐軍逐漸疲敝；而原本還算恭順的藩屬新羅國，乘機勾連和扶持高句麗叛民，連年暗中侵蝕疆界的曆史進程。
因此，朝廷中已經積累相當程度，反對繼續征戰之聲。
乃至出現主張以高句麗王族，繼續羁縻其故土的聲音；唐廷終于上元三年（六七六）二月二十八日，将安東都護府内徙至遼東城（今遼甯遼陽），并罷唐人任都護府官職者，漸以高麗人自治其地。
算是放棄了對于鴨綠江以南，高句麗故地的大部分直接統治；然後，又将百濟國故地的熊津都督府，遷于建安（今遼甯營口附近）故城。
百濟戶口原内徙于徐、兖等州者，亦令全部遷回建安之地。
然後，以工部尚書高句麗末王高藏，為遼東州都督，封朝鮮王，遣歸遼東，安輯高句麗馀衆；高句麗先在諸州者，皆遣與藏俱歸。
又以司農卿扶馀隆為熊津都督，封帶方王，亦遣歸安輯百濟馀衆，
但是，這又導緻了一系列的連鎖反應，首先是返回故地的末王高藏，被告發暗中與當地最大的土族勢力，白山靺鞨勾結密謀叛亂；招還流放邛州而病死其地，追随還國的部衆也随之重新打亂遣散。
散徙其人于河南、隴右諸州，唯貧者留安東以為城傍；自此，高句麗作為東北曆史上，昙花一現的地區強權，就此消失在中土的曆史進程中。
但這也進一步的削弱了，唐朝在高句麗故地的控制力。
而作為百濟末代義慈王之子的扶馀隆，就更加的不堪了；早已經習慣在大唐洛陽生活，并且娶妻生子紮根下來的他，甚至連熊津都督府的土地都沒有踏上過，就半路以抱病為由停留在了幽州境内。
反而是早有準備的新羅國，專門以收攏的百濟遺民，組建了百濟人的軍隊和官吏；在熊津都督劉仁軌奉命與新羅王，刑白馬會盟熊津城之後；通過就地扶持傀儡政權的形式，變相侵吞了百濟故土。
此後，新羅國又故技重施，以奉送高句麗遺民還鄉為由，組建軍隊和委派官吏，逐漸蠶食和侵并了，鴨綠江以南的高句麗故地。
不過在這個時空，這一切都随着戰争的持續，而多半沒機會發生了。
經過這一年多的拉鋸征戰，新羅國雖然依舊還在堅持抵抗，但也顯露出了小國寡民的疲弱之态；尤其是當唐朝所扶持的王弟金仁問，随援軍一起從登州順着海潮，抵達半島西南部的熊津都督府後。
新羅國内也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動搖和混亂；原本由新羅暗中鼓動和支持的百濟遺民叛亂，也随之偃旗息鼓。
也因為高句麗末王泉高藏并未放歸，所以故地的藩部聚落白山靺鞨，也沒如期卷入叛亂。
反在重新回歸的前安東都護薛仁貴帶領下，組成城傍步騎兩萬之衆；不但再度擊破了鴨綠江流域的高句麗遺民叛亂，還自平壤城越過尚未解凍的大同江和諸多城壘，深入新羅國腹地大肆抄掠起來，
而這個時空的新羅雖然号稱為國，但其實保留了相當多的原始氏族殘餘；國内的貴人、豪強勢力強大。
就算世系國主的新羅王族，也隻是依靠骨品制維系的諸多豪姓大酋中，最有實力的大支而已。
平時的常備兵馬不過七八千，遇到外敵入侵或是出兵征戰，才征召舉國的城主、貴姓和豪酋的私兵部曲。
因此，從目前前沿送回的軍報看，隻要損失達到一定程度，新羅國就此易主也是遲早之事。
然後，當時間來到上元三年（六七六）閏三月，吐蕃發兵侵攻鄯（今青海樂都）、廓（今青海尖紮以西）、河（今甘肅東鄉族自治縣西）、芳（今甘肅）四州的正常線曆史事件，還是如期爆發了。
十七日，高宗诏洛州牧周王顯（即中宗）為洮州道行軍元帥，率工部尚書劉審禮等十二總管，并州大都督相王輪（即睿宗）為涼州道行軍元帥，率左衛大将軍契苾何力、鴻胪卿蕭嗣業等軍讨吐蕃。
其中相王李旦，就是剛剛改名為李輪；這其中的意味顯而易見。
要知道，上一次以太子留都監國，而以諸王引兵征戰在外，還是高祖武德年間的事情；後來發生了一系列兄友弟恭、父慈子孝之事。
隻是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