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上厘定之後，若非重大變故，就不會再有太大變化。
因此，諸侯中的公、候世爵，要進奉相應制式、分量和成色的黃金制品；而伯位和子位則是次一等，進奉同樣規格的白銀制品；而男位和普勳位則寬松的多，允許以各種成色銅器充當貢品。
然後，在按照距離上的遠近，以及海陸交通的險阻程度；又可分為三千裡（兩年一度），五千裡（五年一度）、九千裡（十年一次）等，以為遞進式的分批交替上供，并且允許一定程度損耗。
具體到小藩的數量也許很少，但是一定必須上供，不然後果自負。
哪怕遇到了災荒或是兵亂，可以請求延期，或是減免其他的貢品、稅賦，甚至申請宗主上國救濟和支援，但是就是不可不交。
因此，一些中小藩家為了省事，也是出于成本和效率的考慮，會将這項酎金貢務，委托給相熟可靠且有實力的大商家，代為采辦和輸運。
具體到某個地域，則由兩院指定大藩主（公室）總籌。
雖然看起來，未免有些勞師動衆而靡費人力物力，但卻是維系天朝上官與諸侯之間，宗藩義理的重要紐帶和宣稱權所在。
更何況，這些酌金也不是單獨上供的，而是與諸多特産、土貢一起上路。
而通常情況下，伴随這些諸侯家進貢的特産（國庫）和土貢（内庫），還有大批花錢買了扈從身份，而帶領商隊和船隻同行的大量域外、臣邦的商家團體；所以進貢之旅雖然辛苦，卻未必會賠錢。
故而，這種酌金制度在經年日久的沿襲下來之後。
對于大唐朝廷而言，就是一個變相搜括海内域外的貴金屬；而用以維系形形色色曆代發行的大唐通寶、寶錢，充當主要流通貨币的本位基礎。
另一方面，通過諸侯藩國從域外，以輸貢為名反哺中土的過程；極大開拓了朝廷收入來源。
也變相将曾占據了國家收入大部，傳統延續了數千年的田稅和戶稅，給壓縮到排行第三的次要地位上。
以至于有時候，朝廷為了防止豐年谷賤傷農引發騷變，或是災荒時紛紛棄地流亡外藩過甚；反而要定期大量收購豐年的糧食，乃至在災荒時發動全力予以救濟；并以此為地方官的考績内容。
至于當今國家财政收益的第二個大頭，則是源自大唐三十六道、十數個大小都護府、都督府的商稅和車船費；再加上寰宇海内的諸侯、臣邦、外夷領下，各方商貿往來的椎稅和市舶錢（關稅）。
因此，光是掌握着寰宇海内，四方九邊諸侯的例行藩貢，加上這些雜稅名目；就占據了天下歲入之半有餘。
更别說其他形形色色的無形利益輸入，朝廷直接或是間接壟斷的茶酒鹽鐵等專營項目。
也正因為這些來自寰宇海内，内藩外屬的不斷交流和輸血，各方外族的不斷歸化和本土多餘人口的分流；位于中土的大唐朝廷，才得以出人意料的輕徭薄賦水準，維持了一個盛世綿連的風光體面。
因此，現如今基本退居幕後的京兆梁氏一族，号稱“代牧海内（諸侯），無地藩主”的名頭，可不是泛泛其談的産物，而是通過理藩院、宗藩院的體系，代表了實實在在的巨大權柄和利益。
而作為梁氏一門三宗，所出的西國大夏和南海公室兩脈，則是這套四夷九邊的藩貢體系中，堪稱南北兩極的鼎力支柱。
對了，可達鴨所出身的裴氏一門，同樣也是這套體系當中的重要一環。
因此曾經有傳言，一位太上皇在醉酒之後，對着前來勸他愛惜龍體的内侍戲言道：“如今天下垂拱，有朕無朕皆可，唯獨不可無梁氏，不可無大夏、南海；凡兩藩皆在，則諸侯無不遂順。
”
而作為大夏與中土緩沖的安西都護府，除了已經唐地郡縣化本屬六鎮之外，還兼管吐火羅（北阿富汗）、拔汗那（費爾幹納）、大小勃律（克什米爾）等十幾個大小臣邦，并蔥嶺以西數十家諸侯。
作為宗藩關系象征和大義的酌金，無疑是諸侯藩貢體系内的重中之重。
卻在半路上出了意外，這往小了說是地方治理不靖，往大了說可是不得了的政治事件了。
難怪梁大使本人也要連忙趕過去了。
或者說，他有什麼不詳的預感和征兆了麼？或者說沒有足夠的把握全身而退，才要在自己這邊，未雨綢缪的提前安排一些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