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長莺飛二月天，拂堤楊柳醉春煙，”啊不，應該是“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也不對，因為寒食節出門的這一天，是個春光正好的大晴天。
清涼而不刺骨的晨風，吹拂着郊野當中搖曳起伏的草木，還有被新翻灌水不久，才插上禾苗的田地；而送來一陣接一陣，有别于城市生活煙火氣息，專屬于鄉野山林特色的清新味道。
實際上，在京畿道乃至關内道已經被高度開發的情況；如今隻剩下一些曆代營建的山陵附近，以及作為天子禁苑的北外苑内，還有大量自然繁衍的野獸獵物。
但也造就了許多為了獲得皮毛肉類取利，而自發形成偷獵遊民的聚居點。
所謂的“草淺獸肥，以禮畋狩，弓不虛發，箭不妄中”(《唐會要》卷二十八《蒐狩》)。
這還是因為梁公在世時，全力推動柴草改石炭，同時又進一步的封禁山林改田的開發，這才保全下來京畿道内，從太白山到樓關山間的大片山林草場。
按照江畋前身記憶，作為重建新府兵體系的基礎。
關内号稱八百裡秦川的平野上，其實早已經被見縫插針式，劃分出大大小小的府兵屯莊所占據滿了；隻是新體制其實仿照了後世國營農場的方式，進行集體勞作和組織經營。
這樣既可以大大提高勞動生産效率，和宏觀規劃下的内部流通、互補效應；還能避免原有班田制下，以個體經營土地，還要自備器械口糧服役的府兵（小地主），不堪忍受紛紛逃亡，或是被地方豪右、大戶給兼并的結果。
畢竟，按照後世相對成功的經驗，集體勞作和組織生産之下，對于意外風險抵抗能力更強，也更加團結富有凝聚力。
同時，因為保持農閑軍訓的傳統和集體勞作的默契，也是朝廷優質的預備役兵源。
因此，地方上若是有人敢于犯天下之大不違，侵害這些集體所有制的府兵屯場利益；那是嫌來自朝廷的鐵拳不夠硬實，還是生怕衆多預備役或是現役軍人眷屬，不敢聚集起來給你父母官好看？
然而，這又誕生了一個新的問題。
就是沿着環繞長安的八水，而逐級攔壩造堤建立起來的，諸多官私水力工場、作坊；與這些軍府屯田所需的灌溉水源之争；然而對于朝廷正可謂是手心手背都是肉。
新軍府固然是朝廷中樞的兵源基石，但是大量沿水而設的水力工場，同樣也是朝廷在薄免田賦之餘，額外創造價值和稅收的來源。
因此，在朝堂博弈多年之後最終結果，采納了讓肉爛在鍋裡的折中方案。
也就是八條徑流的沿岸地方十裡之内，以水利工場的營造和生産為優先；同時，在其他地方以軍府屯場灌溉為優先；由此形成了上遊相對紮堆的工場地帶，和下遊連片府軍屯場遍布的現有格局。
與此同時，雖然為了避免新軍府的惡性膨脹和浮濫化；自梁公時代起就以聖訓/祖制的形式，嚴格限制了最初軍府的定額；即享受免稅免役的每戶府兵之家，隻能有一個兒子/女婿繼承家門的鐵律。
也隻有在家門斷絕，或是身份轉遷将吏，而别列軍官之籍後；才能将原有的府兵身份和資格，轉給最近的男性親族。
至于其他的成年子嗣，除了請求轉為戍邊屯守或是出藩開拓，就是被優先招入官辦工場。
因為，這些出自軍府家庭的子弟，相對營養好身體健實，比起普通百姓也更有組織性和服從性。
同時，他們也是朝廷制度和皇恩浩蕩之下的受益者，一旦國家有事，在忠誠可靠上也更勝一籌。
因此，當年與梁公亦師亦友的泰興帝，就曾自豪在東巡途中稱：朕不加賦于民一文，而贍軍足食數十萬；但逢國家有事，則數萬帶甲，朝夕盡起。
然後，他就在忠誠的東都，遭到了叛臣/舊勢力反撲。
雖然成功平定了叛亂，卻也落下來了英年早逝的病根所在。
也成為了後來梁公留朝輔政三十年，又遠走外域建國定鼎大夏；以及在梁公離開後的朝局混亂當中，睿真元明太後保扶五代天子，重新穩固李唐天下的一系列事件。
但不管怎麼說，一些失去了足夠灌溉的農田水源，被遷移廢棄的屯莊舊址；雖已不适合種田，但是還可改作其他的用途。
比如在這些大片荒草叢生、鳥獸繁衍的野地中，進行每年春秋兩季的踏青、遊獵、競技和宴樂活動。
而這一次遊獵的範圍，就是與長安一水之隔的北面鹹陽縣境内，五陵原上。
這裡有漢高祖至哀帝的九座帝陵，沿着渭水一字排開。
雖然國法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