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商，法軍撤出基隆、澎湖，并撤銷對中國海面的封鎖。
在中國軍民的英勇抵抗下，法國侵占台灣的戰争以失敗告終。
[255]清朝失去藩屬國越南，越南成為法國殖民地，台灣也宣布建省。
光緒十一年（1885年），清廷任命劉銘傳為首任台灣省巡撫。
在台灣任職期間，劉銘傳修建鐵路，開煤礦，創辦電訊，改革郵政，發展航運事業，促進台灣貿易，發展教育事業，促進了台灣近代工商業的發展，台灣防務也日益鞏固。
[255]戰後，清朝設立了海軍衙門。
1885年，英國入侵緬甸，清朝駐英公使曾紀澤向英國抗議無效，隔年被迫簽訂《中英緬甸條約》，承認緬甸為英國所有。
[256-257]
此時，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國力大增，1872年，日本強迫清朝藩國琉球改屬日本，清朝拒不承認，中日交惡。
1894年7月25日，日艦襲擊中國船艦，甲午戰争爆發。
1894年8月1日，中日兩國宣戰，甲午戰争全面爆發。
甲午戰争曆時9個月，分為陸戰和海戰兩個戰場，日軍攻下朝鮮的平壤，在黃海海戰中大敗北洋水師，之後又攻下中國的旅順、威海。
1895年1月20日，日軍在榮成龍須島登陸，占榮成。
随即分南北兩路向威海南幫炮台進行抄襲。
30日，南幫炮台陷落。
2月1日，日軍占領威海衛城。
此後，日軍水陸配合，攻擊劉公島和港内北洋艦隊。
北洋艦隊提督丁汝昌等先後自殺殉國。
17日，威海衛海軍基地陷落，北洋艦隊覆滅。
最後以清軍落敗而告終[65]。
甲午戰争
清政府于1895年與日本簽定《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和澎湖列島及其附屬島嶼，失去藩屬國朝鮮。
洋務派李鴻章建立的北洋艦隊全軍覆沒，也宣告自強運動最終失敗。
[65]
維新圖存
《馬關條約》的簽訂，中國再次遭受割地、賠款，以及大量主權進—步喪失的厄運。
甲午戰争的慘敗更加速了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的進程。
亡國滅種的危急形勢迫使一些先進的中國人開始尋找新的救國救民道路。
光緒帝痛定思痛，他極力支持維新派變法以圖強。
[248]
1898年，光緒帝與梁啟超、康有為等資産階級改良派領導發動政治改革運動——戊戌變法。
頒布《明定國是》诏宣布變法。
[248]新政在政治方面：開放言路，允許報紙“指陳利弊”，“中外時事，均許據實昌言，不必意存忌諱”；又下诏，凡院、部司員欲條陳意見，可以上書，通過本衙門的“堂官”代傳，普通百姓可以到都察院呈遞；精減機構，撤銷詹事府、通政司（主管内外章奏）等六個衙門，各省也要做相應精減；任用新人，維新派楊銳、劉光第、譚嗣同都被光緒任命為“軍機衙門章京上行走”，參與新政；仿效康熙、乾隆時的舊制，在紫禁城内開“懋勤殿”，使之實際上成為皇帝與維新派讨論制度改革的機構（未能實行）。
在軍事方面：改用西洋軍事訓練；遣散老弱殘兵，削減軍饷須支，實行團練，裁減綠營，舉辦民兵；頒發興造槍炮特賞章程；籌設武備大學堂；武科停試弓箭騎劍，改試槍炮。
經濟方面：設農工商總局；開墾荒地，提倡私人辦企業，獎勵發明創造；設鐵路、礦務總局，築路采礦；全國設郵政局通郵；改革财政，編制國家預算。
文教方面：改革科舉制，設立新式學堂、譯書局、報館等。
[250]但是戊戌變法遭到慈禧太後為首的後黨的痛恨和反對，他們準備乘慈禧太後與光緒皇帝到天津閱兵時舉行政變，以廢黜光緒帝。
帝黨得知後，企圖拉攏新建陸軍首領袁世凱救護光緒帝，結果卻被袁世凱出賣。
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後幽禁光緒帝于中南海瀛台，随即殺害策劃維新變法的“六君子”譚嗣同、林旭、楊銳、楊深秀、劉光第、康廣仁，通緝康有為和梁啟超，罷免維新官員，戊戌變法徹底失敗。
[249]變法前後隻持續了103天，因此又稱為“百日維新”[65]。
光緒帝
1896年，清廷為聯俄制日，簽訂《中俄密約》。
列強在中日戰争中國戰敗後，掀起瓜分中國狂潮。
此時在華北冀魯地區爆發以“扶清滅洋”為口号的義和團運動。
慈禧太後欲借此排外，暗中默許義和團，向十一國宣戰。
為保華中華南，東南各行省總督巡撫，不服從清廷對外宣戰的敕命，發起東南自保，義和團事件引發西方列強的報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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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後
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
6月下旬清廷對八國聯軍宣戰後，清軍一再潰敗。
北京被聯軍占領，劫殺擄掠。
慈禧太後率光緒皇帝逃往西安，慈禧認為此禍乃義和團引起，遂頒布剿滅義和團的命令。
最終義和團運動在清軍與八國聯軍的聯合剿殺下失敗。
1901年，清朝同十一國簽訂了《辛醜條約》。
1904年，日俄兩國在東北的利益沖突爆發日俄戰争，進一步加深中國的半殖民地化。
革命風潮
清朝于八國聯軍入侵之後國勢大墜，知識分子莫不提出各種方法拯救中國，主要分成立憲派與革命派兩種改革路線。
1901年，立憲派康有為、梁啟超推動立憲運動，梁啟超發表《立憲法議》，希望讓光緒帝成為立憲君主。
而慈禧太後為挽清朝衰落危局，有意效仿歐日的改革而推行清末新政。
新政主要推行君主立憲、建立清朝新軍、廢除科舉、整頓财政等一系列改革。
而革命派對清廷的改革失望，他們主張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制。
梁啟超
孫文于1894年在夏威夷檀香山建立興中會[66]；1904年，黃興于長沙成立的華興會；同年，蔡元培于上海成立光複會。
1905年，孫文在日本聯合興中會、華興會、光複會，成立中國同盟會，并提出“驅除鞑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綱領。
革命派聯合舊有反清勢力如三合會、洪門等，在華南地區發起了十次起事，并将勢力滲入華中、華南的清朝新軍[66]。
當時立憲派與革命派為改革方式發生争執，一開始立憲派占上風，清廷也承諾實行立憲。
1907年，清廷籌設資政院，預備立憲，并籌備在各省開辦咨議局。
1908年7月，頒布《各省咨議局章程及議員選舉章程》，命令各省在一年之内成立咨議局。
同年頒布《欽定憲法大綱》，以确立君主立憲制政體，成立代議會。
在立憲派成員的請願下，清廷宣布預定在1913年召開國會。
1908年11月，光緒帝與慈禧太後相繼去世，溥儀繼位，即宣統帝，其父載沣擔任監國攝政王。
三歲的宣統帝溥儀
1911年5月，清廷組成由慶親王奕匡領導的“責任内閣”，這是中國曆史上首次君主立憲。
不過，該内閣中的很多成員為皇族身份，故被稱為“皇族内閣”，引發立憲派的不滿和失望，很多轉向于革命派合作。
同年5月，四川等地爆發保路運動，清廷急派新軍入川鎮壓。
10月，革命派于湖北發起武昌起義，南方各省随後紛紛宣布獨立。
清廷任命北洋新軍統帥袁世凱為内閣總理大臣，成立内閣并統領清兵。
袁世凱一方面于陽夏戰争中向革命軍施壓，另一方面卻暗中與革命黨人談判，形成南北議和的形勢。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于南京宣布成立，孫中山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2月12日，袁世凱迫使宣統帝溥儀頒布退位诏書，将權力交給袁世凱政府，清朝滅亡。
王朝後續
清朝滅亡後，根據《清室優待條件》，清室成員得以繼續住在紫禁城中，宮廷内尊号、待遇、年号保持不變，保留太監、侍衛、宮女，保留内務府、宗人府、慎刑司等機構，依然稱孤道寡，封官賜谥，保持帝王氣派，與民國政府分庭抗禮，俨然國中之國，史稱“遜清小朝廷”。
[67]
1917年6月，盤踞徐州的清朝将領張勳利用黎元洪與段祺瑞的矛盾，率5000“辮子兵”，借“調停”為名于6月14日進北京。
急電各地清朝遺老進京，“襄贊複辟大業”，擁戴已退位的清末代皇帝溥儀複辟，史稱丁巳複辟，但隻持續12天而終。
[68]1924年11月5日，溥儀被馮玉祥驅逐出紫禁城，但依舊被部分清朝遺老舊臣尊為皇帝，在北平什刹海、天津張園、靜園等居住地内依然繼續維持着的一個微型小朝廷，史稱“後遜清小朝廷”。
[69]
丁巳複辟時的宣統帝溥儀
疆域
播報
編輯
主詞條：清朝疆域、清朝行政區劃、内地十八省、朝貢體系
領土範圍
1760年，平定準噶爾的清朝疆域達到極盛，東北與俄羅斯帝國分界額爾古納河、格爾必齊河與外興安嶺，這條疆線直到鄂霍次克海與庫頁島；正北與沙俄分界薩彥嶺、沙畢納依嶺、恰克圖與額爾古納河；西北與哈薩克汗國等西北藩屬國分界薩彥嶺、齋桑泊、阿拉湖、伊塞克湖、巴爾喀什湖至帕米爾高原；西南與印度莫卧兒帝國、尼泊爾、不丹等國分界喜馬拉雅山至野人山；正南大緻上與現今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東南亞國家的分界相近，包含南坎、江心坡及緬甸北部等地[70-72]；東與日本、琉球分界日本海與東海，與朝鮮王朝沿圖們江、鴨綠江分界；清朝還領有台灣、澎湖、海南及南海的南海諸島（時稱千裡石塘、萬裡長沙、曾母暗沙）。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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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全盛時期地圖。
行政區劃
内地
清朝内地行政區劃
清朝内地行政區劃
直隸省、江蘇省、安徽省、山西省、山東省、河南省、陝西省、甘肅省、浙江省、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四川省、福建省、廣東省、廣西省、雲南省、貴州省，1884年（光緒十年）置新疆省，
1887年（光緒十三年）置福建台灣省，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置江淮省後旋即撤裁。
土司
雲南、貴州、廣西、四川、湖南、湖北、甘肅等省設有土司，分為宣慰司、宣撫司、招讨司、安撫司和長官司（長官為武職），與土府、土州、土縣（長官為文職）。
土司的長官以當地各族頭人充任，可以世襲，由朝廷或地方官府頒給印信，歸所在地方之督撫、駐紮大臣管轄。
宣慰等司的長官隸屬于兵部、土知府、土知州等官隸屬于吏部。
雍正年間，雲南、貴州、廣西等省的土司開始改行流官制，史稱改土歸流。
光緒、宣統之際，趙爾豐出任川滇邊務大臣，四川西部的藏人土司、西藏東部的宗也開始改土歸流[73]。
東北
東北為清朝龍興之地。
入關後，以駐防八旗留守盛京沈陽，并嚴禁内地漢人出關耕種。
康熙至乾隆年間，逐漸形成三個相當于行省的将軍轄區：盛京、吉林、黑龍江。
将軍之下設專城副都統分駐各城，并管理各城的臨近地區。
副都統下有總管統領各旗。
在漢民聚居之處，置府、州、縣、廳，如同内地。
居于黑龍江、嫩江中上遊的巴爾虎、達斡爾、索倫（鄂溫克）、鄂倫春、錫伯等族，編入八旗，由布特哈總管、呼倫貝爾總管管轄。
黑龍江、裡江下遊及庫頁島的赫哲、費雅喀、庫頁、奇楞等漁獵部落則分設姓長、鄉長，由三姓副都統管轄[74]。
1907年改奉天、吉林、黑龍江三個将軍轄區為省。
藩屬國
清朝藩屬國最多時有19個。
早在皇太極、康熙時期就有朝鮮與琉球國。
到乾隆時期擴充到東南亞地區的安南（越南）、南掌（今老撾）、緬甸、暹羅（今泰國）、柬埔寨、蘭芳共和國（今加裡曼丹島西部）以及呂宋、蘇祿（于西班牙統治菲律賓群島後相繼消失）；南亞地區有廓爾喀（尼泊爾）、哲孟雄（錫金）、不丹與拉達克（歸駐藏大臣管轄）等國；中亞地區有哈薩克汗國、布魯特汗國、浩罕汗國、布哈拉汗國、愛烏罕（今阿富汗）、巴達克山與幹竺特等國。
[75]
18世紀中葉，中亞西部的政局在激烈的動蕩中重構，動蕩的局勢波及帕米爾高原。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朝在統一新疆後，再次将中原王朝的疆域拓展到帕米爾高原。
當清朝介入帕米爾地區後，在處理中亞事務時的政策取向，直接影響到中亞各國未來的命運以及該地區的政局。
當時，中亞諸國的實力顯然無法與清朝對抗，而清朝在西北邊疆既要面對強鄰俄國，又要強化蒙古的藩部地位。
如何處理和卓後裔問題，消除内部的隐患，隔絕哈薩克、布魯特各部，構建安全屏障成為清朝中亞政策的首要目标。
在平準戰争過程中及戰後，哈薩克、布魯特、浩罕汗國、塔什幹、巴達克山等政權、部族均向清朝臣服，期望清朝的中亞政策能夠惠及自身。
在帕米爾以西構建郡縣制、分封制等統治構想破滅後，清朝最終決定将中亞納入藩部系統，與中亞各部族互不幹涉，“永守邊界”，保持睦鄰友好。
政治
播報
編輯
中樞機關
議政王大臣會議
議政王大臣會議，是“議政王”與“議政大臣”集議諸事的一種議政形式，在清朝前期相當長的時間裡，為皇帝指揮下議處軍國大政的最高權力機構。
是與八旗制度及八和碩貝勒共治國政制密切相聯的。
在清初權力很大，一旦決定事務連皇帝也不能改變，故而随着皇權的集中被逐步削弱。
1791年十月二十四日，乾隆帝下谕将其撤銷。
[76]
劉墉
于成龍
福康安
紀曉岚
鳌拜
多爾衮
湯若望
阿桂
吳三桂
南懷仁
和珅
範文程
尚可喜
李衛
代善
納蘭性德
洪承疇
鄂爾泰
田文鏡
年羹堯
陳廷敬
内閣
1631年，皇太極仿明制始設内三院。
1644年五月初三，多爾衮進入北京後，谕“令在京内閣、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官員，俱以原官與滿官一體辦事”。
這樣，清廷定鼎燕京伊始，便全部承襲了明内閣等中央機構，原明官員也留任，與滿官一體辦事，中央政權機構迅速運轉起來。
軍機處設立後，内閣的地位開始下降。
南書房
1677年，康熙帝設立南書房，起初是為了與翰林院詞臣們研讨學問，吟詩作畫而設。
由于南書房“非崇班貴檩、上所親信者不得入”[77]，所以它完全是由皇帝嚴密控制的一個核心機要機構，随時承旨出诏行令，這使南書房“權勢日崇”[78]。
南書房地位的提高，是康熙帝削弱議政王大臣會議權力，同時将外朝内閣的某些職能移歸内廷，實施高度集權的重要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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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機處
1729年，雍正帝為及時處理西北軍報始設軍機房，1732年改稱軍機處[79]。
乾隆帝即位後安排數位“總理事務王大臣”進入軍機處，故改名總理事務處。
1737年，乾隆服滿親政，總理事務王大臣等自請罷職，恢複軍機處名稱，自此遂成定制，軍機處成為直接對皇帝負責的核心權力機構，滿洲議政王大臣會議的地位更被削弱至幾乎可忽略不計，政治權力全部掌握在皇帝手中，成為清代中央集權制度的頂峰。
直至1911年四月初十清廷宣布成立“責任内閣”，軍機處廢止。
軍機處内景
清朝責任内閣
1911年5月18日，清政府宣布廢除軍機處，實行内閣制，任命内閣總理大臣和諸大臣組成内閣。
由慶親王愛新覺羅·奕匡組成中國曆史上第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内閣。
然而，由于内閣成員中過半數為皇族或滿人，又被稱為“皇族内閣”。
該内閣在辛亥革命後倒台，由袁世凱組成的新内閣所取代。
執行機關
六部（吏、戶、禮、兵、刑、工）為清朝最高執行機關，各部長官稱尚書，副長官稱侍郎，入關以前尚書均由滿人擔任。
1644年規定尚書及侍郎滿、漢各一。
在六部之外和六部并立的中央行政機構有：大理寺、太常寺、光祿寺、太仆寺、鴻胪寺（五寺）、國子監、欽天監、翰林院、太醫院、理藩院、宗人府、詹事府、内務府、都察院。
監察機關
清朝全國最高監察機關名為都察院。
都察院負責糾劾各級衙門、官吏之奸貪劣迹，條陳政治民生之得失利弊，參加九卿議奏事議，會同刑部、大理寺審辦欽交大案及朝審、秋審，檢查注銷文書案卷和封駁事宜，以及稽察京師地方治安等事。
[80]其所屬監察機構有：十五道、六科、宗室禦史處、稽查内務府禦史處、五城察院。
其中的六科是清初仿明制，設吏、戶、禮、兵、刑、工六科，掌勘察官府公事。
初為獨立機構，至1723年始隸都察院。
[81]
選官制度
主詞條：科舉制度、國子監、明清選官制度、博學鴻詞科
品級制度
清朝官員等級分“九品十八級”，每等有正從之别，不在十八級以内的叫做未入流，在級别上附于從九品。
刑律制度
1647年，《大清律例》編修完成。
《大清律》基本上承襲《明律》的内容。
後經康熙、雍正兩朝屢次增删，并于1727年公布。
但清朝最經常起作用的是例，而不是律。
清廷對各少數民族地區還有各種特訂的法律，如蒙古族有“蒙古律例”，維吾爾族有“回律”，藏族有“番律”等等，以加強對各少數民族人民的統治[82]。
1907年修訂法律館“專以模範列強”為宗旨，制定大清新刑律草案。
草案分總則、分則兩編，刑種有主刑、從刑兩類；并制定了有關國交、選舉、交通、通訊等方面的犯罪條款，确立了緩刑、假釋的制度。
在新刑律頒行前，修訂法律館删修大清律例，以《大清現行刑律》作為過渡，于1910年頒行。
地方制度
主詞條：督撫（清朝總督制度、巡撫）、提督、布政使、按察使、内地十八省、保甲制度、漕運總督、“沖繁疲難”
國旗與國歌
起初，清朝沒有法定的國旗與國歌。
近代以後，随着與西方國家的交往，逐漸引入西方國家的一些概念，其中就包括國旗與國歌。
1888年，清政府認定“黃底藍龍戲紅珠圖”（即俗稱的清朝“黃龍旗”）為大清國旗。
19世紀後期至20世紀初，清朝曾先後使用《普天樂》《李中堂樂》《頌龍旗》作為半官方國歌或代國歌[83]。
直到1911年，清政府定《鞏金瓯》為正式國歌，由于辛亥革命爆發，《鞏金瓯》後來沒有流行開來。
三角黃龍旗和黃龍旗
三角黃龍旗
黃龍旗
三角黃龍旗
黃龍旗
軍事
播報
編輯
八旗
清前期清軍主要分為八旗和綠營二種。
八旗制是努爾哈赤在女真牛錄制的基礎上創立的一種兵民合一的制度。
八旗又分為滿洲八旗、蒙古八旗、漢軍八旗。
旗設都統（固山額真），由中央八旗都統衙門掌握，地方督撫無權征調。
[84]1650年，順治帝對八旗制度進行改革，由自己親自掌握正黃、鑲黃、正白三旗，形成了“上三旗”和“下五旗”，改變了以前八旗由不同王公掌握的局面，同時加強上三旗的實力，滿洲議政王大臣會議的權力有所削弱。
[84]
從正黃、正白、鑲黃上三旗的滿、蒙族人中挑選組成親軍營，負責侍衛皇帝和宮廷，歸領侍衛内大臣統轄。
兵衛負責拱衛京師，主力有骁騎、前鋒、護軍、步軍等營，還有選自各營、裝備精良的士兵組成的健銳營、火器營、虎槍營、神機營等。
綠營和團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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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營兵，主要是清兵入關後收編的明朝降軍和各省改編的隊伍，用綠色軍旗，故稱綠旗兵或綠營兵。
兵種有馬兵、步兵和水師。
在各省者，由總督、巡撫、提督、總兵等所統轄。
[85]
清中葉以後，又有漢族地主自募自練的團練鄉勇。
後因太平天國運動興起，各地地主團練武裝迅速發展，曾國藩的湘軍便應運而生。
還有李鴻章組織的淮軍，左宗棠的楚軍等，這些地主團練武裝後改編為練軍與防軍。
[86]
海軍
1651年，順治帝令沿江沿海各省循明制，各設水師，此為清朝水師之始。
内河防務以長江為主體，沿岸各設水師。
[87]洋務運動時期清朝才有新建海軍的動作。
為建立船艦自制能力，1866年，清廷在福州馬尾成立總理船政事務衙門，以沈葆祯為船政大臣。
同年，李鴻章要求其江南制造局建造炮艦。
1868年8月，第一艘中國制造的蒸汽軍艦，“恬吉”号下水。
随後的中法戰争與甲午戰争分别摧毀南洋艦隊與北洋艦隊，這也标志自強運動的失敗。
[88]
新軍
清末新政時，袁世凱在華北組建新建陸軍（即北洋軍），張之洞在南方組建自強軍。
[89]到清朝滅亡前夕，其陸軍可以号稱100萬，但大概隻有60萬戰鬥人員，其中隻有17.5萬人是現代化的正規軍。
并非所有新軍均效忠清廷，部分暗中支持革命軍。
[90]
主詞條：清朝經濟
清前期“康乾盛世”的國力強盛，主要體現在農業、手工業、商業均取得較大幅度發展，特别是耕地面積擴大，人口增加和國庫錢糧充裕。
[91]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發展的高峰。
[92]
農業
清朝采取開墾荒地、移民邊區及推廣新作物以提高生産量。
由于國内與國外的貿易提升，經濟農業也較發達。
清初為緩和階級矛盾，實行獎勵墾荒、減免捐稅的政策，雍正帝時期實行“攤丁入畝”的政策，清朝前期還多次豁免天下錢糧。
内地和邊疆的社會經濟都有所發展。
至18世紀中葉，清朝的封建經濟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峰[20]。
于是中央集權專制體制更加嚴密，國力強大，秩序穩定。
手工業
手工業方面改工匠的徭役制為代稅役制。
産業以紡織和瓷器業為重，棉織業超越絲織業，瓷器以琺琅畫在瓷胎上，江西景德鎮為瓷器中心。
商業
清朝商業發達，集市貿易是最普遍的交易形式。
城鎮是商品的集散地、轉運貿易的起落點和各地集市的聯結點。
城鎮與商品經濟密切相關，與商業是相輔相成、互相依存的。
清代的城鎮市場有兩種：一種是市鎮集市，就是設置于市鎮的集市；另一種就是城鎮裡的商業店鋪，這是城鎮裡的經常性的和主要的商品市場。
這一時期城鎮市場的繁榮，首先表現在市鎮集市有顯着發展。
市鎮集市與農村集市的不同點在于，在市鎮集市進行交易的，除了市鎮四周的農民，主要是小商販，其商品的購買者主要是城鎮居民。
這一時期市鎮集市和農村集市同樣有較快的發展。
其次，這一時期城鎮市場的繁榮還表現為商鋪的行業和鋪面數量的增多。
各城鎮所擁有的店鋪行業并不相同，有的多達六七十種行業，有的隻有十幾種，一般多為二十幾種。
但總的來說，行業的數量和店鋪數量日益增多是其發展趨勢。
如，明代山東臨清城内擁有大小店鋪五六百家，清朝時期到達千餘家。
這一時期，在某些較大的商業繁榮的城鎮，還出現了一些專業街巷，甚至一街一行、一巷一行。
新的商業城鎮不斷湧現，原有城鎮的商業區不斷擴大，是城鎮市場繁榮的一個重要方面。
這一時期的城鎮市場，一般都是縣級的商品市場中心，是本縣各地集市的聯結點和貿易中心，具有調劑本縣産品餘缺的功能。
有些城鎮市場，由于其規模較大或商品生産比較發達，或地處交通要沖，因此不僅是本縣的商品市場中心，而且是一個地區的商品市場中心。
有的則成為區域性市場，即一省或一個經濟區的商品市場中心。
[262]随着商業的發展，城市更加繁榮，在幾大城市形成了區域性的商業中心。
[93]
此時，區域性市場逐漸形成。
如北方的齊魯市場中原（豫章）市場、燕北（京津）市場、潞澤市場、關中市場、遼東市場南方的嶺南市場、江南市場、湖廣市場、漳泉市場、江西市場，等。
各個區域性市場都形成了一個或幾個區域市場中心。
如齊魯市場的中心城市有濟南、臨清、青島；關中市場的中心城市有西安、鹹陽、南鄭；中原市場的中心城市有開封洛陽、南陽等。
齊魯市場的中心城市之一臨清，其商品市場既為本地居民手工業者和附近州縣農民服務，也為魯西和直隸東部部分州縣服務，它是個以中轉為主的商品市場。
臨清的糧食，每年銷量達500-1000萬石，是北方最大的糧食交易中心。
臨清又是南方棉織品、絲織品北銷的中轉站，西、陝西、遼東的布商從這裡購貨北銷，山東、河南各州縣布商也從這裡購貨，回到本地發賣，是北方最大的紡織品市場。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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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市場在清朝也已經形成。
全國統一，社會基本安定，為全國市場的出現提供了必要的環境條件。
并為統一商業政策、統一稅制、統一币制、統一度量衡制度的實行提供了可靠條件。
全國市場已經形成，其标志還表現在清代某些産品不僅形成了中心産地，而且這些中心産地的産品其市場已遍及全國，或者說某些商品已經有了全國市場。
如明代蘇州、杭州已成為絲及絲織品的生産中心，至清代，又出現了兩個新的絲織業中心，即南京、廣州，它們的産品遍布全國各個市場。
時人稱“江綢貢緞之名甲天下”，其産品“北溯淮泗，達汝洛，趨京師；西北走晉绛，逾大河，上秦隴；西南道巴蜀，抵滇黔；南泛湖湘，越五嶺，舟車四達，悉貿遷之所及耳”。
而廣州的絲織品，“金陵、蘇杭皆不及”，人稱“廣絲甲于天下”。
其他，如蘇州、松江的布，佛山的鐵器，景德鎮的瓷器，台灣的糖，安徽、福建的茶等，都有了全國性的市場。
三是由于區域性市場的發展，各區域性市場進一步聯結起來，已形成了幾個全國中心市場，即時人所謂的“四大聚”：“天下有四聚，北則京師，南則佛山，東則蘇州，西則漢口”。
除“四大聚”外，還有“天下商賈聚”的廣州、南京、杭州、揚州、天津等城市。
康、雍、乾三朝時期，商品生産發展，商業繁榮，商路廣闊，已形成了由農村集市、城鎮市場、區域性市場與全國性市場組成的商業網。
[262]
同時，商業資本進入生産領域。
[94]随着商業的發展，形成十大商幫。
其中晉商、徽商支配中國的金融業，閩商、潮商掌握海外貿易[95]。
清《盛世滋生圖》
金融
高利貸典當業的發展：康、雍、乾三朝時期，随着貨币經濟的發展，高利貸業十分活躍。
其計息方法，有以年計的，有月計的有以日計的而以月計者為名數。
利息多為月息三分、五分，即借一兩銀子，月息三分或五分。
雖有低于三分者，但很少，有的高達九分，還有加一（10%）加二（20%）加三（30%）者。
據不完全統計，康熙二十四年（1685）全國共有7355家當鋪乾隆十八年（1753年）猛增至家，增加了将近一倍半。
[263]其增長速度是很快的，反映了這一時期高利貸典當業的發展相當迅速。
還有一種特殊的高利貸，即清廷的生息銀兩，由國庫撥出一定數量的銀兩交内務府或各鎮、各省營運，以獲得的利息解決低層官員的經濟困難等。
這種生息銀兩始于康熙朝，至乾隆朝則逐步收縮，嘉慶年間再度活躍，直至鴉片戰争後仍然存在。
康熙四十二年，聖祖親自批準借給兩淮鹽商100萬銀兩年息為10%。
[264]雍正元年（1723年）撥出90萬銀兩生息，月息“按一分生息”。
[265]這種生息銀兩與民間的高利貸沒有什麼本質的不同，隻不過利息稍低一些而已。
其月息為一分至三分不等，以一分、二分為多數。
清廷将生息銀兩投放市場，擴大了高利貸資金和高利貸市場，推動了高利貸業的發展。
印局、錢莊和賬局的出現：随着高利貸業的發展，一種專門經營高利貸的信用組織——印局出現了。
約在明天啟年間，北京已有關于印局的記載。
康熙二十年（1681年）兩江地區已出現專放高利貸的組織印局。
清代中期以後，各主要商業城市都出現了印局。
其利息較一般高利貸要高，多在月息三分至六分。
明代晚期，白銀與銅錢并用，因而出現了經營兌換業務的信用組織，開始是擺攤，稱錢桌或錢攤，後來出現以門面經營，稱錢莊、錢鋪兌店。
到清代，錢莊的職能逐漸擴大，除兌換業務外，還經營放債與存款錢莊盛行于江南，以漢口、上海為中心，紹興幫的勢力最強。
與錢莊職能似的信用組織北方稱之為“賬局”。
第一個賬局是山西商人王廷榮出資金千萬兩在張家口開設的“祥發永”。
山西商人在北京、張家口經營的賬局最多，僅北京城鴉片戰争前就有百餘家賬局，本銀在一千數百萬兩。
賬局的借款對象，一為工商店鋪，二為印局、典鋪、錢鋪，三為官吏和蒙古貴族。
它為工商業融通資本，有利于工商業的發展。
[266]
票号的出現：雖然明代民間已有“會票”即彙票一類流通，但經營彙兌業務的信用組織票号的出現是在清代。
由于票号多掌握在山西商人手裡，因此又稱“山西票号”。
山西票号的分号，分布在全國90多個城鎮，有400多莊，當時号稱“彙通天下”。
在銀行出現以前，“全恃此以為彙兌”。
票号的利息，存款一般為月息三至四厘，放款為月息七至八厘，較低的為五厘，較高的為一分。
其服務對象為錢莊、當鋪和一般的工商業者，并對清廷提供信用，緩解了國家财政危機。
從票号資金來源、服務對象及其職能來看，基本上仍屬于封建主義的生息資本，但有利于商品經濟的發展，促進長途販運和大區域之間的經濟交流，推動了全國性市場的出現，也為近代銀行的出現，從人才、管理制度和經驗的積累方面，提供了條件。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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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升昌票号發行的憑票
貨币
清朝貨币大體上采銀兩與銅錢并用的銀銅雙本位制，大數用銀，小數用錢，但銀的地位更見重要。
因海外貿易發達，白銀大量從國外輸入，康雍乾盛世流通的外國銀元除西班牙銀元外，還有葡萄牙銀元、威尼斯銀元、荷蘭銀元、法國銀元等。
鴉片戰争前後，需要固定形式的銀币出現，正式使用機器鑄造銀币則是鴉片戰争以後的事。
鴉片戰争前，由于英國将大量鴉片銷入中國，導緻中國白銀大量外流，需要更多的銅錢才能換取白銀。
由于白銀是百姓納稅的固定貨币，這帶動了通貨膨脹，嚴重惡化經濟。
使得曾經于1651年順治帝發行紙币，到1853年鹹豐帝又發行大清寶鈔與戶部官票等紙币，以穩定清朝經濟。
[96]
賦役
主詞條：丁銀、固定丁銀、攤丁入畝、廢除匠籍、養廉銀、耗羨歸公、一體當差一體納糧、出旗為民
至康熙五十年（1711）以前，清朝的賦役制度，盡管屢經調整，但由于積弊已久，仍十分繁雜而混亂。
康熙五十一年（1712），決定“盛世滋丁，永不加賦”[97]，即以康熙五十年全國人丁數2462萬餘丁，丁銀335萬餘兩為定額，以後再增加的丁口，不再加征丁銀。
雍正元年（1723）直隸總督李維鈞請求将丁銀攤入田糧中征收，得到朝廷的允許。
以雍正元年逐步實行“攤丁入畝”政策，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長期以來的賦稅不均的情況，有利于調動勞動人民生産積極性，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
乾隆帝更是多次大規模地蠲免田賦和漕糧，以及各省的積欠，并于乾隆十年、三十五年（1770）、四十五年、五十五年、嘉慶元年（1777）五次下令，分三年輪免各省的額賦和錢糧一年。
康熙、雍正、乾隆時期的蠲免賦稅的政策，盡管是從維護封建統治出發所采取的緩和矛盾的措施，但相對于橫征暴斂，巧取豪奪來說，畢竟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農民的一些負擔，使他們得以安心于生産而免遭颠沛流離之苦。
财政
平定三藩後，地丁銀年收入二千六百萬至二千八百餘萬兩，留存地方支用約八百三十餘萬兩外，再加其他收入，一年财政收入近三千萬兩。
由于财政收入稅制的确立和各項稅法的日趨完善，清朝的财政收入大于支出，戶部庫存也日益充裕康熙六十一年戶部庫存八百餘萬，雍正間漸積至六千餘萬。
及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又增至七千八百萬兩，清朝的财政收入以進入最佳的鼎盛時期。
[98]（也有說法認為1777年接近8200萬兩，是為有清一代的最高紀錄）嘉慶初年爆發的白蓮教起義，成為清朝财政的轉折點。
1804年平定白蓮教之後，清朝又迎來了和平時期。
在接下來的16年間，内地和邊疆均未發生大規模戰事。
令人訝異的是，戶部盈餘量并沒有因此發生反彈，在本周期的大部分年份，盈餘量一直維持在2000—3000萬兩之間。
但是，一旦朝廷用兵邊陲或平定内亂，軍費急劇增加，其現金儲備會大幅下降。
但曆次邊陲用兵并未導緻清政府提高田賦稅率或新設捐稅以增加國庫收入。
土地
主詞條：更名田、一田二主
文化
播報
編輯
主詞條：清朝文化
小說
主詞條：清代小說、《紅樓夢》
清朝小說是中國古代創作和傳播的高峰時代。
曹雪芹的《紅樓夢》、吳敬梓的《儒林外史》、李綠園的《歧路燈》和石玉昆的《三俠五義》就是其中的傑出代表。
[99]
吳敬梓（1701—1754）是清代小說家和思想家，他的代表作《儒林外史》是我國着名古典長篇小說。
全書以整個封建社會為批判對象，以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為中心，通過對他們生活和心靈的描繪與剖析，勾畫了形形色色的“儒林”衆生相。
[259]
此外還有蒲松齡的《聊齋志異》、邦額的《夜譚随錄》、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等志怪鬼神小說。
[100]它們的出現，标志着中國古代白話小說和文言小說藝術的最高成就。
清朝末期，譴責小說的登場，給這個時期的小說增添了光彩。
代表作為《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老殘遊記》《孽海花》等。
譴責小說進一點擴大了題材的範圍，描寫以官場為主，而遍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101]
清代小說中塑造了一些典型人物形象，展示了社會生活的萬千氣象。
例如《紅樓夢》中的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钗、王熙鳳等，[102]《儒林外史》中的範進、匡超人、馬二先生等。
和明代小說比較起來，這些成功的人物形象更接近于生活，縮短了和讀者的距離。
《紅樓夢》塑造的林黛玉形象
詩詞
主詞條：清代詩、清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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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詩是唐宋之後又一個重要時期，流派紛呈，詩學主張也多樣，有其不可忽視的藝術價值。
清初詩壇的主流是“遺民詩”，是富有反抗精神的。
[103]最着名的是錢謙益、吳偉業、龔鼎孳，稱“江左三大家”。
生活于乾隆後期和嘉慶時期的着名詩人有張問陶，他的七言律絕，佳句絡繹。
張問陶也好談“性靈”，贊成袁枚論詩主張，可以算是“性靈派”的詩人，張問陶與袁枚、趙翼并稱乾嘉“性靈派三大家”。
[104]
被成為“詩界革命”的詩歌改良運動産生于戊戌變法前後，其代表有黃遵憲的詩，其餘如譚嗣同、唐才常、康有為、黃遵憲、蔣智由、丘逢甲、夏曾佑均有作品。
[105]
清代詩詞大家厲鹗[272]
清詞号稱“中興”，僅順康兩朝，詞人就達到2500多人、詞作餘首，遠超前面任何一個朝代，尤其是相較于詞學衰微的元、明兩代。
到了康熙時期，清詞第一次展示了其驕人的創作成績，形成了自己的風格特征，在唐五代、兩宋詞外别立一壇。
[260]出現王士禛、陳維崧、朱彜尊、顧貞觀、厲鹗、納蘭性德等重要詞人。
朱彜尊、陳維崧和納蘭性德，他們在整個詞史上的地位雖評價各異，褒貶不一，但其康熙詞壇大家”的地位，幾無人撼動，尤其是浙西詞派領袖朱彜尊，其“學南宋，尚醇雅”的理論，引領有清一代詞壇創作風氣之先。
[260]清詞進入鼎盛時期。
清末詞人王鵬運、鄭文焯、朱孝臧、況周頤并稱“晚清四詞人”。
綜觀清詞的顯着成就，可概括為三點：第一，作者多；第二，立論高；第三，功夫細。
陳維崧
朱彜尊
吳偉業
納蘭性德
戲劇
主詞條：長生殿、桃花扇
中國戲曲發展至清代乾隆年間，地方戲似雨後春筍，紛紛出現，蓬勃發展。
昆腔經過魏良輔，李玉等劇作家的改進，執劇壇牛耳者已明顯歸于昆曲大宗。
經過“花雅之争”，雅部昆曲最終衰落下來。
京劇之名始見于1876年的《申報》，曆史上曾有皮黃、二黃、黃腔、京調、京戲、平劇、國劇等稱謂，系1790年四大徽班進京後與北京劇壇的昆曲、漢劇、弋陽、亂彈等劇種經過五、六十年的融彙，衍變而成。
其劇目之豐富、表演藝術家之多、劇團之多、觀衆之多、影響之深均為全國之冠。
[106]
徽班進京
散文
主詞條：桐城派
繪畫
清代的畫壇由文人畫占主導地位，山水畫科和水墨寫意畫法盛行，更多畫家追求筆墨情趣，在藝術形式上翻新出奇，并湧現出諸多不同風格的流派。
清初朱耷、石濤的山水花鳥畫，中期的“揚州八怪”，清末任伯年，吳昌碩的仕女花鳥畫及楊柳青、桃花塢和民間年畫均對後人有很大影響。
郎世甯《百駿圖》（局部）
篆刻
主詞條：明清篆刻
清代金石學盛行，以及曆代金石文物的大量出土，不少學者緻力于這些文物和古代文字的搜集、研究、着述和流播，因而擴大了篆刻家的視野。
清代篆刻流派之多也為前所未有，代表人物有：趙之謙、吳昌碩、厲良玉、齊白石等。
[271]
學術
主詞條：考據學、乾嘉學派
在學術上，清朝時期最興盛的是考據學。
考據學全盛時期的代表人物有惠棟、戴震、段玉裁、王引之、王念孫，等等，考證方法大同小異。
[107]到了章學誠，又提出了“六經皆史”的論點，又前進一步。
[108]
哲學
主詞條：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戴震、顔元、曾國藩
新學
主詞條：西學東漸、海國圖志、資政新篇
史學
主詞條：章學誠、續三通、清三通、明史
在考據學風的影響下，對古史的考訂、補撰以及金石史料的搜集蔚成風氣，出現各種史學着作。
惠棟有《後漢書補注》24卷；錢大昕有《兩漢書辨疑》40卷、《三國志辨疑》3卷、《後漢書補表》8卷、《補續漢書藝文志》2卷、《嘉定金石文字記》4卷；梁玉繩有《史記志疑》36卷；崔述有《考信錄》一書；杭世駿有《史記考證》《三國志補注》《補晉書傳贊》《北齊書疏證》《經史質疑》等；謝啟昆有《西魏書》24卷；沈欽韓有《左傳補注》12卷、《左氏地理補注》12卷、《兩漢書疏證》74卷等；雷學淇有《考定竹書紀年》14卷；洪亮吉有《四史發伏》12卷、《三國疆域志》2卷、《東晉疆域志》4卷、《十六國疆域志》16卷、《西夏國志》16卷等；畢沅組織編撰《續資治通鑒》等。
史學考訂、補輯工作，是對中國曆代史書的一次全面清理和總結，為後人治史開拓了道路，最有成就者當推王鳴盛、錢大昕、趙翼三人。
王鳴盛除《十七史商榷》外另有《蛾術編》，屬以考證為主的學術着作，以論經義、史地、小學為主，旁及制度、名物、人物、文字、詩文、碑刻等，内容十分豐富，其中《說地》《說制》《說人》《說物》四類38卷尤為精辟；錢大昕除《廿二史考異》外還參與過《續文獻通考》《續通志》《一統志》等官書的纂修。
對于史學之又一貢獻是在元史學，有《元史氏族表》3卷、《元史藝文志》4卷，他有志于重修一部元史，已成《元史稿》100卷，不幸散佚；趙翼除《廿二史劄記》外尚有《皇朝武功紀盛》4卷、《陔餘叢考》43卷、《詹曝雜記》6卷。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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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修本朝史和邊疆底定的形勢影響下，出現了一批研究撰寫本朝史和邊疆史的學者，他們的學術成就對晚清學術風氣有重要影響。
趙翼的《皇朝武功紀盛》，即以紀事本末的體裁，記述了聖祖、高宗兩朝平定三藩平定朔漠，平定準噶爾及平定緬甸、兩金川台灣、廓爾喀等重大史事，頗有史料價值；蔣良骐以供奉史館之便，編寫《東華錄》32卷，記清代前期五帝六朝史事，取材以實錄、題本為主，因其成書在清廷修改實錄之前，故保存了許多重要的原始資料；陸耀輯撰有《皇朝藩部要略》18卷《西域釋地》1卷《西陲要略》4卷及《新疆識略》等；徐松博極群書，因事戍伊犁，“自出關以來，于南北兩路，壯遊殆遍。
每有所适，攜開方小冊，置指南針，記其山川曲折，下馬錄之。
寫成《西域水道記》5卷。
以上既為清朝的當代史，又與邊疆的鞏固與開發有關，由此形成史學研究注重當代史和邊疆史的特點。
[261]
在史學理論方面，章學誠的史學理論貢獻。
章學誠，字實齋，号少岩。
其學說要點：一是将史籍分為“着述”和“比類”兩部分。
他說：“古人一事，必具數家之學，着述與比類兩家，其大要也。
”所謂着述，即指自成一家的獨斷之學；所謂比類，即指資料的記錄、整理和纂輯。
基于這種見解，他贊成着述成家，提倡撰寫通史二是标舉“史意”，提倡“史德”。
所謂史意，即指史家的撰着意圖和宗旨，所謂史德，即在劉知幾史學“三長’（才、學、識）理論基礎上，再倡“史德”之說。
三是史學總體觀念。
他說：“有天下之史，有一國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
傳狀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譜牒，一家之史也；部府縣志，一國之史也；綜紀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而後有家，比家而後有國，比國而後有天下，惟分者極其詳，然後合者能擇善而無憾也。
”這是将不同的史籍視為相互聯系的總體來看待，統稱為“史”。
正是在這種總體觀的指導下，他特别重視州縣方志的編纂，因而導在州縣建立志科，為修國史積累資料。
其次是修志實踐。
章學誠未入過國史館，其一生的修史實踐主要是在地方志的纂修上，經他纂修的有《天門縣志》《和州志》《永清縣志》《亳州志》《湖北通志》等。
在修志活動中章學誠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觀點，如志乃史體，應國史所取材，重視史表的作用，史書應該有圖，方志應該立“三書”之體例（即志、掌故、文征各成一書）以解決學術性與資料性的矛盾，等等。
這是他在修志實踐中總結出來的理論，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此外，還高揚“六經皆史”之說，不趨從于考據學風，敢于提出自己的獨立見解。
[261]
章學誠
文字獄
主詞條：清代文字獄
清初和中期，統治者屢興文字獄。
柳诒征稱：“前代文人受禍之烈，殆未有若清代者。
故雍乾以來，志節之士，蕩然無存。
……稍一不慎，禍且不測。
”[109]。
清朝諸例文字獄中，有名的有康熙時期的南山案、雍正時期的查嗣庭試題案和呂留良案等。
[110]
科技
播報
編輯
醫學
乾隆時官修的《醫宗金鑒》九十卷，征集了不少新的秘籍及經驗良方，并對《金匮要略》、《傷寒論》等書作了許多考訂，是一部介紹中醫臨床經驗的重要着作。
清代名醫王清任在醫學上有突出的成就，着有《醫林改錯》一書。
他強調解剖學知識對醫病的重要性，并對古籍中有關髒腑的記載提出了疑問。
他通過對屍體内髒的解剖研究，繪制成《親見改正髒腑圖》二十五種，改正了前人的一些錯誤，為中國解剖學的發展做出了有益的貢獻。
[111]
地理
康熙時，曾組織人力對全國進行大地測量，經過三十餘年的籌劃、測繪工作，制成了《皇輿全覽圖》。
這部地圖“不但是亞洲當時所有的地圖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當時所有的歐洲地圖都更好、更精确”[112]。
最後在《皇輿全覽圖》的基礎上，根據測繪的新資料，制成了《乾隆内府皇輿全圖》。
在這份地圖裡第一次詳細地繪出了中國的新疆地區。
[113]
農學
清代的農書約有一百多部，尤以康熙、雍正兩朝為繁盛。
有《欽定授時通考》《廣群芳譜》《補農書》等着作。
[113]其中大型綜合性農書《欽定授時通考》，是1737年由乾隆帝弘曆召集一班文人編纂的。
全書規模比《農政全書》稍小。
因是皇帝敕撰的官書，各省大都有複刻，流傳很廣。
數學
主詞條：王錫闡、梅文鼎、明安圖、《割圓密率捷法》
水利
主詞條：靳輔、于成龍、陳潢
建築
主詞條：暢春園、圓明園、承德避暑山莊、外八廟、頤和園、布達拉宮、雍和宮、清東陵、清西陵、樣式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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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皇帝熱愛修建園林，數三山五園最為着名。
北京西郊的圓明園也是十分奢華，圓明園擁有150多座精美的宮殿、台閣、寶塔等建築。
前後經曆一百五十餘年，耗費白銀約二億兩。
改建之外，除在緊東鄰新建了長春園，在東南鄰并入了萬春園。
圓明三園的格局基本形成。
嘉慶對绮春園進行修繕和拓建，使之成為主要園居場所之一。
1860年，英法聯軍洗劫圓明園，文物被劫掠。
頤和園
鐵路
清朝末年的交通事業有所發展。
詹天佑主持修建的京張鐵路工程之艱巨是當時世界鐵路史上罕見的。
詹天佑克服了一道道難關，創造性地設計出“人”字形軌道，減緩了坡度，降低了造價，比原計劃提前兩年完工。
京張鐵路是中國人利用自己的技術力量修成的。
民族
播報
編輯
華夷之辨
通過《大義覺迷錄》和《清帝遜位诏書》可以看出清朝為實現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的合一所付出的艱辛和努力。
這一過程，既讓滿人完成了由“夷”到“夏”的身份轉變，同時以“華夷一家”為核心的“中華大義”還進一步演變為蒙古、新疆、西藏及西南諸民族等“非漢世界”認同“大中華”價值的共同依據，為實現文化和疆域意義上的“中華”最大化，做出了貢獻。
中國在近代西方“民族國家”理念沖擊下不但未被肢解，反而引發出“中華民族”的一體性回應等事實，既彰顯了清朝内部凝聚之功。
這兩份首尾呼應的曆史性文獻，構成了嗣後中國政府表達國家主權和領土訴求的主要法理依據。
[114]
首崇滿洲
作為統治族群和八旗軍隊中的主要組成部分，滿人尤其被視為國家根本、朝廷柱石。
滿洲将士為清朝定鼎中原、以及之後平三藩、滅回部等戰役中立下汗馬功勞。
故終清一代，“首崇滿洲”（又稱“滿洲根本”[115]）是清朝的既定國策。
[20][82]清朝時期，滿洲子弟在政治或生活領域主要享有一下幾類特權：
特權
方面
内容
教育
清廷為宗室子弟特設宗學；覺羅子弟有覺羅學；普通八旗子弟有鹹安宮官學等八旗官學；内務府子弟有景山官學等[115-116]；
律法
清代滿漢（旗民）不同刑。
例如正身旗人犯充軍、流刑罪者有免發遣以枷号代替的特權。
此外，旗人司法權也獨立于民人之外。
如駐防旗人觸法不歸當地督撫管制，而由該地區駐防将軍、都統負責。
京旗子弟由步軍都統衙門處理、宗室則由宗人府全權裁決。
待遇
清廷分撥滿洲子弟以旗地，免賦稅。
旗地受國家保護，不得私自買賣[117]。
除了旗地之外，清廷還負責分配房屋以供居住。
此外，滿洲子弟未成年者有養育兵政策，按月可得一定薪資[118]。
居住
清廷在全國各處八旗駐防地均設置“滿城”供兵丁居住，漢人不得随意出入滿城。
首崇滿洲政策和給旗人寄養的特權，使滿人的風俗從騎射民族的勤儉樸實變為奢華糜廢[119-120]。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清帝遜位，民國建立，“首崇滿洲”之國策也随之壽終正寝。
漢族政策
科舉優待
清政府尊崇儒學，按曆代漢族王朝傳統開設科舉，從中選拔士人以赢得漢族知識分子的支持。
另外科舉考試中還制定了滿不點元、旗人不列鼎甲等防止旗人參加科舉考試與漢人競争的優待政策，在此政策下，終清一朝，除開朝滿漢分榜時期有兩位滿人狀元外，狀元這一最高殊榮全部給了漢人。
袁世凱
奕欣
關天培
左宗棠
李鴻章
曾紀澤
譚嗣同
張之洞
康有為
林則徐
奕匡
榮祿
丁汝昌
載沣
徐世昌
劉坤一
盛宣懷
劉永福
岑春煊
曾國藩
僧格林沁
鄧世昌
劉銘傳
重用漢官
清朝為奪取和鞏固對全中國的統治，除起用範文程等人外，在入關過程中先後招降了前明漢族重臣還有洪承疇，将領吳三桂、李成棟、尚可喜、耿仲明及其統領的漢族軍隊。
後因其叛亂而由康熙剪除其中三個主要的藩王，被稱為平三藩。
帶兵收複台灣的施琅也是漢族前明軍官。
晚清的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漢族重臣在平叛太平天國及洋務運動中起到了關鍵作用。
甲午戰争後清廷實行新式練軍，亦以漢族官兵為主。
其中如袁世凱、留學普魯士學習軍事的段祺瑞、馮國璋、留學日本的王士珍，和黎元洪均在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中起到關鍵作用，并成為後來中華民國北洋政府的核心人物。
剃發易服
滿族在關外已然推行“剃發易服”政策。
對被征服的漢人一律強令改變發式、更換服裝，投降的明朝将士也必須剃發易服，作為臣服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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