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事機構，使決策、行政一體化[194]。
唐後期宰相的名号基本是“同平章事”。
[176]
台省指尚書、門下、中書三省和禦史台。
三省仍然是正式機構。
尚書省是最高政務機構，負責執行經中書省起草，門下省審核，最後皇帝批準的各項诏令。
長官是尚書令，因唐太宗即位前曾任此職，此後臣下不敢居此職，遂以左右仆射為尚書省長官。
尚書省有一個總機關，叫都省。
都省中設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左右司員外郎，分管吏、戶、禮左三部和兵、刑、工右三部。
左右仆射位高而不常任事，實際負責人是左右丞。
六部長官為尚書、侍郎。
每部下分四司，各設郎中、員外郎、主事、令史等員。
中書省是由隋朝内史省改置。
主管制令。
長官是中書令。
副長官是中書侍郎。
具體負責起草诏敕的是中書舍人。
門下省長官為侍中，副長官為門下侍郎。
具體負責文書審議的是給事中。
中書、門下兩省關系最密。
又分設左右散騎常侍、左右谏議大夫、左右補阙、左右拾遺，均為谏官。
此外，在中書省還有起居舍人，門下省還有起居郎，專門負責記錄皇帝言行。
[176]
唐朝不僅在谏官的組織方面進一步完善，而且在實際運行中也有特色，特别是唐太宗時，以魏徵為代表的大臣的出現，使谏官職能發揮得比較充分。
禦史台是最高監察機構，以禦史大夫、禦史中丞為長官（大夫不常設置，中丞往往是實際上的長官），主要掌糾察百官和監督府庫出納，為“天子耳目”。
禦史台内部分台、殿、察三院，分設侍禦史、殿中侍禦史、監察禦史，合稱三院禦史。
三院禦史共司監察，各有側重，反映出唐朝監察體制比前代更加完備。
[176]中央的司法機構有：大理寺（最高審判機構）、刑部（司法行政機構）、禦史台（負責監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審判活動）。
每遇重大案件，大理寺卿會同刑部尚書和禦史中丞共同審理，稱“三司推事”，即後世“三法司”的前身。
[209]
秉承六部政令加以貫徹執行的事務機構統稱“九寺五監”。
[209]卿監指九寺、五監及秘書省、殿中省、内侍省。
九寺名稱與隋朝相同。
五監指國子、少府、将作、都水、軍器五監。
九寺長官稱卿，次官稱少卿。
五監中有三監長官稱監。
秘書省長官也稱監。
所以，這類機構統稱卿監。
東宮官與隋朝相仿。
除設太子三太、三少外，還有太子賓客。
又置詹事府、左右春坊。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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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官制中一個重要特點，是在一般職官系統之外，另有使職差遣（臨時派某官辦某事，事畢辄罷）。
以他官行宰相職事的同平章事就具有這種性質。
中央重要的使職還有翰林學士和宦官四貴（左右中尉和二樞密使）。
[176]
到了唐後期，中樞機構和行政事務兩方面都出現了變革。
在提升皇權和追求行政效率的過程中，“中書門下”與“使職差遣”的作用日益增大；原有機構與新設實際辦事機構并行；“官”與“職”分離。
這些變化直接影響了五代和北宋的政治制度。
[189]
李積
房玄齡
魏征
尉遲恭
程知節
秦叔寶
虞世南
孔穎達
明《唐宋名臣半身像冊》中的長孫無忌
褚遂良
薛仁貴
狄仁傑
姚崇
宋璟
張九齡
郭子儀
李光弼
顔真卿
張巡
李白
杜甫
韓愈
陸贽
裴度
白居易
李德裕
選制
主詞條：科舉制度
唐朝的科舉有制舉和常科。
制舉為選拔特殊人才，由皇帝召試，科目繁多，不常設。
常科有六：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書、明算。
其中秀才應舉者少，明法、明書、明算招考的是法律、書法、算數等專門人才，在常科中都不重要，而明經、進士則是常科乃至科舉制中最主要的科目。
明經科每年取百人左右，要多于進士科所取的三十人，但考試難度及社會地位均低于進士科，以緻當時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說法。
[189]
雁塔進士題名墨迹[144]
參加考試的人有兩種：出自各類學校的稱“生徒”，學成直接參加尚書省禮部試；未入學的稱“鄉貢”，需先參加州縣考試合格後，再參加尚書省禮部試。
明經科考試主要是“帖經”，考的是背誦經典的能力，相對比較簡單。
進士科考試科目從唐初到玄宗不斷變化，最後固定為三場：帖經、雜文（主要是詩賦）、對策。
考試科目的變化與政治形勢、文化風尚，以及統治者的好惡均有關系。
[189]
常科及第，隻獲得出身即入官資格，要想獲得官職，還必須參加吏部舉辦的“铨選”。
铨選的标準有四：身（體貌）、言（言辭）、書（書法）、判（判語），其中的“判”是官員必備的處事能力。
完整意義上的官員選舉制度，包括獲得入官資格的“舉”和取得官職的“選”。
明經出身，成為中下級官吏的較多；進士出身，則有更多的機會出任高級官吏。
唐憲宗以後，進士出身的在宰相中已經占有絕對優勢。
到唐末，進士科出身者被稱為“衣冠戶”，享有免除徭役的特權，是宋代“官戶”的前身。
[189]
唐朝的科舉制雖已确立，但仍不完善，具體表現為：
1.
取人不多。
在前期與門蔭入仕、胥吏入仕諸途徑并存，在仕途中尚不占主要地位；[189]
2.
仍有“薦舉”殘餘。
即考試錄取時，除成績外，應舉者的聲譽和各方面的推薦對主考官有很大影響、于是舉子為得到名人推薦，到處請托關系，趨附奔競；[189]
3.
及第後不能及時和保證得官。
許多明經進士終身沒有官職，造成入仕成本過高，浪費人才。
[189]
盡管如此，科舉制的确立還是起到了抑制門閥、選拔寒庶的作用，是唐朝興盛的人事保證。
它所具有的不問出身背景、公平競争的特色也被後世繼承和發展。
科舉制總結了曆代選官制度的經驗教訓，創設了一套更為完善的人才選拔機制，極大地擴展了統治階級的社會基礎，成為中國封建社會中後期普遍推行的選官制度，直至清代晚期。
[189]
律令
立法形式
主詞條：律令格式
唐朝明确規定國家的正式法律形式為律、令、格、式四種。
《唐六典·刑部》中指出∶“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設範立制，格以禁違止邪，式以軌物程事。
”律即是刑事法典（包括了部分訴訟程序）；令是積極性的、正面性指導人們行為的法規，是國家和社會生活的制度；格是以禁止性規範為主體的單行法規；式是國家行政事務的具體操作程序、公文的格式。
唐代幾次大規模的立法活動都是同時修訂律、令、格、式，說明這是一個完整的法律體系。
[160]
除了律、令、格、式四種法律體系外，唐朝還曾編制稱之為“六典”的典章彙編。
唐末又曾将律、令、格、式以及有關的制敕以刑事法律為主體，彙編為“刑律統類”。
[160]
立法活動
主詞條：唐律
《唐律疏議》殘片[143]
唐律根據隋《開皇律》修撰而來。
唐高祖時令劉文靜、蕭瑀和殷開山等人制訂《武德律》。
唐太宗即位後，命長孫無忌和房玄齡等人厘改《武德律》為《貞觀律》。
唐高宗永徽年間對唐律進行了修訂，形成《永徽律》，并進行全面注釋，寫成《律疏》。
傳世的《唐律疏議》，分十二篇，共五百零二條，一般認為即《永徽律疏》[143]。
之後，玄宗朝又有《開元律》等。
唐律“一準乎禮，以為出入”[161]，是傳世的中國古代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法典，成為中華法系後世法典的藍本。
它對亞洲很多國家産生過顯着的影響。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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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法律将謀反、謀叛等反對朝廷的行為定作不得赦免或贖免的“十惡”大罪，對朝廷的延續起到了保障作用。
又有一系列相關土地私有權的條例，維護了經濟基礎。
貴族、富人、官僚受到了一定的不平等的法律保護，在與庶民觸犯同樣的法律下可減刑或免刑。
[51]
經濟
播報
編輯
主詞條：唐朝經濟
人口
天寶時期人口分布圖
因隋炀帝楊廣造成的隋末天下大亂導緻全國人口銳減，至唐高祖武德年間僅200餘萬戶，李唐統一全國後戶口開始逐步恢複。
唐太宗貞觀十三年（639年），戶數恢複至304萬，人口達1235萬，又獲塞外歸附人口120餘萬[54-56]。
高宗永徽三年（652年）全國有戶380萬[57]。
武則天神龍元年（705年）全國有戶615萬，約3714萬人。
[58]唐玄宗天寶十三載（754年），戶數，口數，為官方戶口統計的峰值[59]。
安史之亂後，因藩鎮割據及戶籍統計和管理混亂廢弛，戶口數不符合實際情況。
據學者分析，唐代宗廣德二年（764年），全國人口至少有4600萬到4700萬左右，晚唐人口峰值達6000萬左右。
[42][60]
唐代戶口統計表
年份
戶數
口數
出處
隋末唐初
-
《冊府元龜·卷四百八十六》[64]及《通典·卷第七》[65]
唐太宗貞觀十三年
（639年）
據《舊唐書·地理志》諸州縣戶口統計而來[138-141]
唐高宗永徽三年
（652年）
-
《唐會要·卷八十四》[57]
武曌神龍元年
（705年）
《舊唐書·卷八十八》[58]
唐玄宗開元十四年
（726年）
《舊唐書·本紀第八》[66]《資治通鑒·卷二百一十三》[67]
唐玄宗開元二十年
（732年）
《舊唐書·本紀第八》[68]《資治通鑒·卷二百一十三》[69]
唐玄宗開元二十八年
（740年）
《舊唐書·卷三十八》[70][138]
唐玄宗天寶元年
（742年）
《舊唐書·本紀第九》[71]
唐玄宗天寶十三載
（754年）
①
②
③
①
②
③
數據①據《舊唐書·本紀第九》[59]
數據②據《資治通鑒·卷二百一十七》[72]
數據③據《舊唐書·玄宗紀》天寶十三載課與不課戶口分計數統計而成
唐玄宗天寶十四載
（755年）
《通典·食貨七》[73]
唐肅宗至德元載
（756年）
-
《唐會要·卷八十四》[74]《冊府元龜·卷四百八十六》[75]
唐肅宗乾元三年
（760年）
《通典·食貨七》[76]
唐代宗廣德二年
（764年）
-
《唐會要·卷八十四》[77]
唐德宗建中元年
（780年）
-
《唐會要·卷八十四》[78]
唐憲宗元和十五年
（820年）
《舊唐書·本紀第十六》[79]
唐文宗開成四年
（839年）
-
《唐會要·卷八十四》[80]
唐武宗會昌五年
（844年）
-
《新唐書·卷五十二》[81]
現代學者們普遍認為唐朝的人口峰值出現于天寶十三載至十四載間（754年－755年），因學者考慮到佃農、隐戶、奴仆、士兵、僧道、外族等不納入戶口統計的人而對唐朝人口峰值有不同看法[61]。
唐朝史學家杜佑認為天寶年間戶口峰值為1300至1400萬戶；現代學者趙文林、謝淑君認為天寶十三載（754年）唐朝總人口數約為6300萬[63]；施建中認為，天寶年間唐朝總人口約有6000至7000萬人[195]；凍國棟認為天寶十三載（754年）唐朝戶數大約為1430至1540萬戶，對應人口7475至8050萬人[62]；王育民認為天寶年間的人口峰值約為8050萬[4]；葛劍雄認為天寶十四載（755年）左右的人口峰值約在8000至9000萬之間；陳旭麓提出唐朝人口峰值是9254萬人；日本學者日野開三郎更認為唐朝人口最高峰時約有2000萬戶，人口總數達1.4億人[60]。
賦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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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征收賦稅實行租庸調制。
租庸調以人丁為本，所謂“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不論土地、财産的多少，都要按丁繳納同等數量的絹粟。
這是建立在唐初自耕農大量存在，并且都占有一定數量土地的基礎上的一種賦稅制度。
自高宗以後，土地兼并日益發展，許多農民破産逃亡，成為地主的佃戶。
而天下戶籍久不更造，戶部按舊籍征斂租庸調，地方政府則把虛挂丁戶的租庸調均攤到沒有逃亡的貧苦農民身上，導緻更多的農民逃亡，租庸調制無法繼續下去。
[197]
建中元年（780年），唐德宗采納宰相楊炎的建議，改革稅制，實行兩稅法。
一年分夏秋兩季收稅，将征收谷物、布匹等實物為主的租庸調法改為征收金錢為主，以戶稅和地稅來代替租庸調[133]。
兩稅法改變了自戰國以來以人丁為主的賦稅制度，而“唯以資産為宗，不以丁身為本”，使古代賦稅制度由“舍地稅人”到“舍人稅地”方向發展，反映出過去由封建國家在不同程度上控制土地私有的原則變為不幹預或少幹預的原則。
是中國賦稅制度史上的重大變革。
[134]
農業
唐朝前期
唐朝前期的統治者比較重視興修水利和管理灌溉設施，中央有水部郎中、都水監，地方也有專門的官員；國家還制定“水部式”，作為專門的水利管理法規。
唐代的水利工程70%興築于前期：武德年間在同州（今陝西大荔）開渠，自龍門（今山西、陝西間黃河之龍門）引黃河水溉田，受益地達6000餘頃。
貞觀年間江都（今江蘇揚州）境内修雷塘及新築勾城塘，可引渠溉田800頃。
武則天執政時在營丘（今山東昌樂東南）東北所開的窦公渠，曲折30裡，受益之田亦為數可觀。
唐玄宗統治時在文水（今山西文水東）、三河（今河北三河東）、彭山（今屬四川）及武陵（今湖南常德）等地興建的很多渠、塘、堰，均能溉田數千畝。
[52]
曲轅犁
随着水利事業的發展，灌溉技術也有所提高，農民不僅用傳統的辘轉和桔棒汲水，而且制成水車、筒車，用以灌溉地勢較高的耕地。
北方旱地還使用立井水車溉田。
農業工具的改進提高了勞動生産率。
據各地發現的牛耕圖，唐代前期已經把過去使用的直轅犁改造成曲轅犁，這種新式犁使用起來便于轉彎。
[211]
耕作技術的進步與灌溉事業的發展提高了單位面積産量[211]。
到天寶年間，唐朝的達到850萬頃。
糧食産量也有提高。
天寶八年（749年），官倉存糧達9600萬石。
長安、洛陽米價最低時每鬥僅13文，青州、齊州每鬥僅5文。
[52]
中晚唐以後
中晚唐以後，北方社會生産遭到破壞，人口不斷南流。
由于人口南遷，加上土地開墾及大修水利（如句容複置的廢塘绛岩湖，洪州、常州、湖州、明州及越州等地也興修了大型水利工程），因而經濟成就遠比北方顯着（參見詞條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132-133]。
[52][220]
元·趙原《陸羽烹茶圖》（局部），藏台北故宮博物院
此時，水稻種植在南方進一步發展，已采用插秧移植的技術。
随着稻麥複種制的開始推廣，畝産量有明顯的提高。
而植茶的發展對南方經濟的上升具有重要的意義。
唐代名茶達二十餘種之多，遍産于長江上下遊很多州縣及福建等地。
江淮、祁門等地經背茶業的人很多。
私營茶園或雇農民采摘，或出佃收茶租。
官茶園則征發茶農從事生産。
唐代後期茶葉不但販運于全國各地，而且也是輸往少數族地區和國外的主要商品。
[220]制茶業的發展推動了茶文化的繁盛。
唐中後期的複州竟陵（今湖北天門）人陸羽精于茶道，着有世界第一部茶葉專着《茶經》，将普通茶事升華為一種文化，飲茶之風廣泛流行開來。
陸羽對中國茶業和世界茶業發展作出了卓越貢獻，被譽為“茶仙”。
[144][175]
手工業
唐朝手工業較前代有很大的進步，對社會生産力的發展起着有益的作用。
[42]
經營形态
唐代主要商業都會及手工業分布示意圖[145]
唐朝手工業分官營、私營和家庭三種形态：
1.
官營手工業作坊規模最大，分工最細，分屬于少府監、将作監和軍器監三個部門。
盛唐時期僅少府監使用的輪番服役的工匠就近二萬人，屬将作監役使的輪番服役的工匠亦達一萬五千人。
此外，在全國很多地方還設有冶監，專門掌管礦冶事業。
官府手工業役使的勞動者有工匠、番戶、雜戶、官奴婢和刑徒等，其中以前三者為主。
工匠、番戶、雜戶每年到官營作坊服役，有的二十天，有的一個月，有的輪流服役兩個半月或三個月，服役者自備口糧。
有的工匠長期留用，稱作“長上匠”，官府另給報酬。
有的官營作坊則部分地和雇勞力，每日給酬絹三尺，被雇者稱“和雇匠”，有的稱“明資巧兒”或“巧兒”。
各種勞動者都對官府有人身依附關系。
官府手工業的産品主要供皇族、官僚和軍隊消費。
随着生産力水平的提高和工匠反抗鬥争的不斷爆發，納資代役與和雇等方式逐漸增加，人身依附趨向緩和。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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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私營手工業作坊均從事商品生産，業主或主人均有技藝，稱師、長老或都料，他們除依靠家庭成員勞動外，也雇用有技藝的工匠。
個别的私營作坊規模相當可觀，但一般的作坊規模都很小，仍從事個體經營。
到官府作坊服役的各種工匠，有很多就是私營作坊的勞動者。
[211]
3.
男耕女織的個體農戶也生産手工業品，主要是絲、麻織物。
雖然這種家庭手工業在農民經濟中僅處于副業地位，但由于全國大部分人口是農民，所以此類産品的總和在社會經濟中占有相當比重。
農民的手工業産品除供自己消費外，也用于繳納課調，隻有一小部分當作商品出賣。
[211]
生産技術的進步
主詞條：唐代瓷器
手工業生産技術的進步在紡織業、陶瓷業和金屬制造業等部門表現得最為突出。
[211]
紡織業主要從事絲、麻紡織，遍于全國各地。
最重要的産區首推河南道，河北道居第二位，劍南道及山南道的部分地區亦盛産蠶桑，淮南、江南二道稍遜。
上等絲織品稱绫、羅；絹和絁是一般水平的産品，但産量較多。
據記載，開元時的絹分八等，布分九等。
上等絹多産于河南道，上等布多産于江淮流域。
其中，尤以宋州（今河南商丘南）、亳州（今安徽亳州）的絹質量最高，屬第一等。
鄭州、汴州（今河南開封）的絹列第二等。
唐代絲織品色彩絢麗、圖案新穎，而且吸收了一些波斯風格和手法。
印染技術也有所提高，北朝的蠟缬法在唐代使用得更為廣泛，唐代還先後出現了夾缬法和絞缬法等新技術。
[211]唐代晚期，南方種桑養蠶的進一步發展和普及，使所貢絲織品的質量越來越高，數量越來越多。
其中淮南、吳越、宣州等地的産品尤為名貴。
唐代陶瓷部分作品(6張)
陶瓷制造技術也有顯着進步。
越窯的青瓷色澤青翠，被稱贊為“似冰似玉”；邢窯的白瓷“似銀似雪”，質量很高。
而江西景德鎮的瓷器制作精美，有“假玉器”之譽。
此外，以黃、綠、青三色釉陶制作成馬、駱駝、人像等的“唐三彩”，造型生動活潑，色彩鮮麗，反映施釉技術有了新的提高，是這時期陶瓷生産的特色[137]。
唐三彩不僅在遼宋金元明繼續發展，而且還傳播到東北亞地區，衍生出“新羅三彩”“奈良三彩”[135]。
白瓷和唐三彩的出現，為後代彩瓷的産生開辟了道路[211]。
晚唐以後，瓷器的造型種類比前期明顯增加，施釉技術有所提高，裝飾手法亦有改進。
瓷器使用日益普遍，逐步取代金銀器[220]。
（陶瓷圖冊主要參考資料[136]）
金屬鑄造技術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1970年在陝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發掘唐代窖藏，出土金銀器270件，經鑒定可知，當時已出現手搖足踩的金屬切削器具。
唐代已能用灰吹法提取純度很高的白銀。
銅器制造分布于揚州、并州、越州及桂州（今廣西桂林）等地，尤以揚州所産的“方丈鏡”“江心鏡”最為馳名。
[211]
造紙業在唐代後期有長足的進展，着名産地多在南方，如杭州、婺州（今浙江金華）、衢州、越州、信州（今江西上饒）等地均盛産藤紙，韶州（今廣東韶關西南）用竹造紙，開辟了以後竹紙發展的道路。
蜀人造紙還特重染色，能制成着名的“十色箋”。
襄州（今湖北襄樊襄陽）善制漆器，稱為“襄樣”，亦為南方重要的手工藝品。
[220]
商業
唐朝商業比前朝發達，刺激着手工業進步，也加強着各地區之間的經濟聯系。
[42]
貨币
開元通寶
唐朝時，絹帛雖然繼續當作輔币使用，但鑄錢大量通行。
唐初出台了自己的鑄币政策體系，開始鑄造輕重适中的“開元通寶”錢，以後廣為流布。
這實際上是一種以實物貨币和金屬貨币兼而行之的多元的貨币制度體系。
[53][211]
唐朝政府不斷出台嚴厲打擊私鑄和濫鑄等的法令，并禁斷使用惡錢，但是由于銅錢供應量嚴重短缺，币值不斷上升堅挺，私鑄和濫鑄有暴利可圖，所以成效并不理想。
兩稅法實行以後社會發展中長期存在的一大矛盾，突出表現為錢重物輕即所謂“錢荒”問題的不斷惡化。
[181]
随着商業的發展，唐後期已普遍出現了供商人貯存和批發貨物的邸店，以及承辦商人貨款的櫃坊。
櫃枋經營錢物寄付，在櫃枋存錢的客戶可以憑書貼（類似于支票）寄付錢财。
此外，唐後期還出現了一種信用券，稱為“便換”，亦稱“飛錢”。
商旅隻要付錢給各道設在京師的有關機構和商号，取得半聯憑券，回到本道後就可以持券取款。
飛錢的出現對于遠途到京師做買賣的商人提供了貿易上的便利。
這些都與唐代商品經濟的發展是分不開的。
[137]由于域外通商的發達，胡商遍布各大都會、名城。
[211]這些都說明了商業在唐朝中期的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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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
唐朝中期，由于人口增加，社會生産力提高，經濟十分繁榮，城市也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
首先，城市數量增加，分布廣泛，尤其是南方城市發展很快。
西域、東北地區的城市也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
其次，城市人口總量有較大的增加。
有研究者認為，隋唐時期城市人口總數達到了中國農業時代的一個高峰，“遠遠高于世界人口城市化的平均水平”。
再次，出現了一批大城市，甚至還有人口達百萬的特大城市，且中等城市的數量也有增多。
唐代最重要的政治中心城市主要為十府和二十四都督府所在的城市，其中都城長安為皇帝所在的政治中心城市，地位最為重要。
東都洛陽也是河南府城，其地位僅次于西京長安[196]。
長安既是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是世界性的大都市。
長安城周長七十餘裡，人口約一百萬，全城由宮城、皇城、外郭城組成。
全城布局整齊，道路寬闊，樹木成蔭。
城中有東西兩市，是全國最繁華的商業區。
通過絲綢之路，各國商人們還通過長安把百貨運銷到中亞、西亞等地[137]。
唐代後期，坊市隔限的制度開始有所突破。
大城市長安、汴州及揚州等地都出現了夜市，千燈照雲，商客紛紛，一派繁盛景象[220]。
唐代交通的發達，為商品流通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出于行政、軍事的需要，驿傳制度得到進一步發展和完善。
當時每30裡置1驿，全國共有陸驿1297所，水驿260所，水陸相兼的驿86所。
以長安、洛陽為中心的驿路通往全國大多數地區。
以陸上交通而言，西到岐州（陝西鳳翔），東到宋州、汴州，有寬闊驿道，沿途都有客店供應商旅食宿，并出租車驢，供給商旅乘騎和運輸。
再由此出行、南往荊襄、北達太原，東北至範陽，西南入川蜀，西北去甘、涼，一路上交通方便，商旅行走千裡遠路，不必自備行李食糧，也不用擔心盜匪打劫。
至于由官府設置的水陸驿館，全國計有一千六百餘所，驿館寬大明敞，配備有驿丁，免費供應酒食住宿、還提供馬匹、船隻，供官吏乘坐和傳遞政府的文書之用。
[137]水路上洪舸巨艦，千舟萬艘，交貿往還，十分繁忙。
[211]
此外，水運和海上交通也很發達。
沿運河交通點的許多地方發展成為繁盛的集鎮，其中地處運河與長江會合點上的揚州是東南水陸交通的樞紐，商業最為繁盛，是南北百貨荟聚的大商業都市，也是國際貿易的集散地。
東與日本、朝鮮，南與南洋，乃至大食、波斯的商人進行着大宗的貿易。
成都是西南一帶的重要商業城市，與揚州處于相等的地位，時稱“揚一益二”[220]。
南方的廣州，更是進行海外貿易的大都會，每年經常有許多外國商船來此。
大曆五年（770年）前後，進出口船隻，高達四千餘艘。
為了加強對外貿易的管理，唐朝政府在這裡設置市舶司，商船進口，要征收停泊稅和收購政府所需的貨物，然後才聽憑與商人貿易。
由于國際商人來往很多，有的且長期居留，政府特地設置“番坊”進行管理。
[137]
唐代對外貿易繁榮，交流密切。
除傳統的北方絲路以外，還有草原絲路、青海絲路（唐蕃古道）、西南絲路（西南夷道）以及海上絲綢之路（主要分為南海絲路和東海絲路）。
[146]
文化
播報
編輯
主詞條：唐朝文化
唐文化以其博大的内容，恢弘的氣勢，雍容的風度，昂揚向上、堅定執着的進取精神，生動自然、兼容并蓄的開放性格，豐富多樣的表現形式和豔麗明快的色彩而具有其獨特的魅力。
而唐王朝經濟的繁榮、國勢的昌盛、國内交通的發達和中外交往的頻繁，不僅給唐代文化發展提供了堅實豐厚的物質基礎和開放寬松的創造環境，而且大大拓寬了人們的眼界，增強了人們的自信心，并激勵人們去創造無愧于時代的新文化。
[164]
文學
詩（附詞）
主詞條：唐詩
唐代文學是中國古代文學的新高峰，其中最繁盛的是詩歌。
僅《全唐詩》就收有二千三百餘人的近五萬首詩篇，其内容豐富體裁多樣、作者衆多。
[198]
唐詩的發展階段一般被分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82]。
唐初以陳子昂和“初唐四傑”等人為代表；盛唐有高适、岑參的邊塞詩，王維、孟浩然的田園詩，而成就最大的是李白、杜甫。
李白的詩氣魄宏大、豪邁奔放，号稱“詩仙”；杜甫的詩雄渾凝練、格調嚴謹，其人号稱“詩聖”，詩作被贊為“詩史”；中唐有“大曆十才子”，之後白居易改革詩歌，采平易語言，多叙事成分，開創“元和體”，影響最大。
其他着名詩人還有元稹、韓愈、孟郊、劉禹錫、李賀、杜牧、李商隐等。
[198]
唐朝後期，出現了與音樂搭配、句式長短不等的“詞”。
詞一開始就具有抒情和豔麗傾向。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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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聖”杜甫
“詩仙”李白
白居易像，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韓愈像，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
王勃
駱賓王
楊炯
盧照齡
柳宗元畫像，清人繪
王維彩像（清李瀛繪）
韋應物半身像，取自《吳郡名賢圖傳贊》
孟浩然
李賀
李商隐
溫庭筠像，取自《古聖賢像傳略》
文
唐代文學的另一重要成就，是“散文”文學創作的發展，其表現是“古文運動”，主要發動者和參加者是韓愈、柳宗元。
“古文運動”反對骈文，主張改革文風和語言，以散行單句作文，貫徹“文以載道”思想。
其中韓愈的散文氣勢豪壯、論理清晰、簡潔生動，對後世影響很大。
[198]
小說
唐代是中國古典小說的成型期，創作高峰在中唐。
因為是文人“征異話奇”後“錄而傳之”，所以這種小說也稱為“傳奇”。
唐傳奇主要有三類：神怪故事、戀愛故事、俠義故事，它主要是滿足市民階層的需要而發展。
代表性作品有元稹的《莺莺傳》，白行簡的《李娃傳》，陳鴻的《長恨歌傳》，李朝威的《柳毅傳》，蔣防的《霍小玉傳》等[173]。
這些作品具有很高的藝術性，奠定了後代小說文學發展的基礎。
[198]
由于佛教流行，寺院盛行以說唱方式宣講佛經故事乃至曆史故事，其底本稱“變文”，還有“講經文”等。
這一文學形式因近代敦煌文書的發現而為人所知。
代表性作品有《目連變文》《伍子胥變文》《王昭君變文》《秋胡變文》等。
變文對後世民間講唱文學有重要影響。
[174][198]
戲劇
唐朝開始有了“戲劇”一詞，唐朝的戲劇主要是“全能戲”“歌舞戲”“參軍戲”“傀儡戲”，唐朝的戲劇受到西域戲劇的影響，也吸收了古印度梵劇的營養，形成了唐朝戲劇，并且傳播到朝鮮半島、古日本等。
[223]
西域戲劇，主要是龜茲戲劇，龜茲本地樂器“筚篥”是主奏樂器，他們改良了源于西亞的“豎箜篌”和“曲項琵琶”，唐朝時期傳入中土并且風行各地，遠播至日本、朝鮮半島、中南半島。
西域戲劇裡常用的道具“披帛彩帶、纓絡花繩”也被唐朝戲劇采用。
[222]
美術
繪畫
主詞條：隋唐繪畫
唐代的繪畫藝術吸收西域“暈染法”，在各類題材上都有發展：宗教畫仍然較多，有“畫聖”之稱的着名畫家吳道子兼擅人物、山水，吸收了西域畫派的技法，畫宗教壁畫三百餘壁，形成“吳帶當風”的獨特風格；人物、動物畫具有很高藝術水平，閻立本畫帝王像，張萱、周昉畫貴族婦女都很傳神，代表作品有《搗練圖》《虢國夫人遊春圖》和《簪花仕女圖》等；韓幹畫馬也能曲盡精妙；山水畫突破“人大于山”的局限。
形成李思訓父子的青綠山水和王維的水墨山水畫，後者奠定了中國傳統水墨山水畫基礎。
近代出土的大量隋唐墓室壁畫是反映當時繪畫水平的寶貴資料[83][198]。
此外，韓滉的《五牛圖》是現存最古的紙本中國畫。
周昉《簪花仕女圖》
韓幹《照夜白圖》
張萱《虢國夫人遊春圖》（宋摹本）
張萱《搗練圖》（宋摹本）
韓滉《五牛圖》
閻立本《步辇圖》（被認為是宋朝摹本）
吳道子《八十七神仙卷》
閻立本《曆代帝王圖》
（繪畫圖冊主要參考資料[106]）
壁畫、雕塑
唐代壁畫事業特别發達，現存敦煌壁畫全部排列起來可長達25公裡。
以圖像形式闡明一些佛經思想内容的“經變畫”構圖複雜、富麗堂皇。
[198]
唐代雕塑比前代更細膩生動。
唐太宗陵前的石雕昭陵六駿，是聞名世界的石刻精品；龍門石窟盧舍那佛造像豐滿圓潤、莊嚴慈祥，高達17.4米，耳長即近2米；敦煌石窟存隋唐塑像近五百軀，形象柔和生動；四川樂山大佛也令人贊歎。
墓葬出土的各類陶俑三彩俑與石刻畫極大豐富了人們對隋唐雕刻藝術的認識。
[198]
飒露紫
青骓
拳毛騧
什伐赤
特勒骠
白蹄烏
書法
主詞條：唐代書法
唐朝書法
初唐書法多學王羲之，以虞世南水平最高，其楷書字體柔圓；歐陽詢吸收北方書法風格，楷書筆力嚴整，自成一體，名作有《九成宮醴泉銘》。
二人與褚遂良、薛稷并稱“初唐四大家”。
盛唐時筆意漸肥。
顔真卿一掃“肥俗”之弊，筆法遒勁、方正渾厚，影響深遠。
代表作有《多寶塔碑》《顔氏家廟碑》；晚唐書法名家柳公權的字體勁健，代表作有《玄秘塔碑》。
顔柳二人的書法被稱為“顔筋柳骨”，其風格影響後世，分别形成了“顔體”與“柳體”。
此外懷素、張旭的草書也很有名。
後世在敦煌發現的幾萬件經卷，多為“經生”抄錄；墓葬出土的幾下方墓志出自衆多書手刻工。
這些發現是隋唐書法水平及其普及的最好見證。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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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
唐以前，紀傳體正史多由私家修撰。
從唐朝開始，朝廷設立史館，置史官專修史書，而以宰相總監[198]。
中國“二十四史”中有八種為唐人所修：《晉書》《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等都是官修；《南史》《北史》則為李大師、李延壽父子所編着。
這些史書雖還保存濃厚的世族家譜的形式，但對于3、4世紀之交到7世紀初約三百餘年間中國社會的複雜混亂的史料，進行了初步的整理，使後代研究這一段曆史有了基本的線索[180]。
唐朝史官還負責修撰當代史的“國史”，曾先後遞修了自唐高祖至唐肅宗一百四十餘年的“國史”一百餘卷。
這種官修史書制度為後世各朝所效法。
[198]
杜佑《通典》
唐朝史學家劉知幾撰寫了中國古代第一部系統的史學評論着作《史通》，對唐以前的史學作了全面總結。
他在書中強調史學“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
有國有家者，其可缺之哉！”主張據實“直書”，反對“掩惡”和“虛美”。
書中讨論了各種體裁史書的得失，以及編寫史書的方法。
另外，他還提出史學家必須具備才、學、識“三長”。
這些卓見對後世史學有很大影響。
唐代後期的宰相杜佑則着有《通典》200卷，記錄曆代典章制度，開創了政書體通史的新體裁。
他編此書的目的是從制度上總結曆史中的治亂經驗，以消除安史之亂後的社會弊端。
杜佑認為“治道”的根本是“足衣食”，因此将《食貨》作為《通典》首篇，這是很有見地的。
在《通典》影響下，後世出現了《通志》《文獻通考》等政書體通史系列着作。
[198]
宗教
唐代是中國儒、佛、道“三教并立”過渡至“三教合一”的時期。
[230]
道教
中國的道教奉李耳為教主，唐朝皇室亦為李姓，故從唐初起統治者就規定道教地位居于佛教之先。
唐朝大多皇帝均崇奉道教，唐玄宗尤為突出，在他執政時道教勢力達到了最高峰，全國道觀總計1687所。
當時道教有上清派、樓觀派、正一派、靈寶派等，各有不少經戒符篆傳世。
這些派别在相互融合中推進了道教教義學說和儀軌制度的建立[84]。
當時重要的道教人物有王遠知、潘師正、司馬承祯、吳筠及張果等。
有的道士重丹鼎，善“金丹黃白術”，唐朝不少皇帝即因服金丹而喪生，練丹鼎的道士亦往往因騙術敗露而遭貶逐。
有的道士講求符策、辟谷、導引之術，并以此受到統治者的寵遇。
[231]
佛教
西行的玄奘法師
佛教自兩漢之際傳入，在中國經過五六百年的發展，到隋唐時，進入了創宗立派的新時期。
唐太宗時，玄奘去天竺取經，帶回許多佛教經典，并譯成漢文。
由于與中國高度發展的封建文化接觸，所以佛教和佛學在中國獲得創造性的發展。
十三宗派中的禅宗被認為是中國化最為典型的佛教宗派，一向以“不立文字”“教外别傳”相标榜，而這實際上也可以看作是禅宗特有的判教說。
佛教心性論是唐代儒學發生變化的重要推動力之一，并對唐宋儒學發展的走向産生重要影響。
[84][180]
佛教的政治地位雖然不如道教，但就其流傳影響及寺院的經濟實力而言，實際上都超過了道教。
在武周時期佛教倍受寵遇，甚至一度淩駕于道教之上。
随着佛教的大盛，寺院經濟惡性膨脹，觸動唐王朝的财政利益。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崇信道教的唐武宗發動了“會昌滅佛”運動。
經過這次打擊，佛教與寺院經濟暫時有所削弱。
[231]
其他宗教
此外，襖教、伊斯蘭教、摩尼教、景教也在這一時期先後傳入中國。
這些宗教信仰給以後中國，乃至東亞人民的精神生活以極大影響。
[180]
樂舞
莫高窟220窟中的胡旋舞壁畫[126]
唐代舞蹈承襲隋朝，繼承和融合了南朝的漢族傳統樂舞和北朝各民族樂舞，并在此基礎上創造了豐富多彩的唐代舞蹈。
社會各階層的群衆性舞蹈活動普遍，觀賞舞蹈表演成為人民藝術生活的一要，形式華麗、規模宏大的宮廷燕樂舞蹈也大量湧現。
盛唐時，宮廷中設置了完善健全的太常寺、教坊，管理宮廷樂舞等事宜。
唐玄宗時又從坐部伎及宮女中挑選出一大批技藝最高的樂工、舞伎，設立了梨園，專事歌舞的排練和演出。
唐代舞蹈形式豐富多彩，除中原江南人民創造的舞蹈外，還流行流行西域的“胡樂”“胡舞”。
唐朝廷的“十部樂”中，有六部為西域樂；舞蹈中的“胡旋舞”等也來自西域。
[127][198]
科技
播報
編輯
唐代生産力提高，經濟繁榮，為科學與技術的發展提供了條件，因此科技領域内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這些成就主要在天文學、數學、地理學、醫藥學及印刷術等方面。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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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學
唐初的天文學家兼數學家李淳風所定的“麟德曆”相當精密，并注釋了魏晉南北朝時的《算經十書》。
玄宗時，僧人一行奉诏到長安主持改定曆法。
他發現恒星位置變動的現象，在世界上首次測量了子午線的長度；還與梁令瓒造出黃道遊儀，以觀測恒星。
一行臨死前編成《大衍曆》的草稿，逝世後經張說等整理成書，是中國古代的一部重要曆書，還曾傳至日本。
[180][198][221]
此外，梁令瓒所造的天球儀，被視為世界機械天文鐘的開端。
[198]
數學
數學方面，有李淳風等注釋《算經十書》及十書中最後一部由王孝通所撰的《輯古算術》。
《大衍曆》在編寫的過程中使用了不等間距的二次差内插法、具有正弦函數性質的表格和含有三次差的近似内插公式。
以上這些成果在數學上都是傑出的貢獻。
[221]
地理學
唐初，許敬宗編有《西域圖志》。
中晚唐時，李吉甫的《元和郡縣圖志》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地方總志；賈耽首創沿革地圖繪制體例，即“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題以朱”，所繪《海内華夷圖》近10米見方，是一幅大型的全國地圖。
《海内華夷圖》以一寸折百裡，在縮尺繪圖學上又發展了一步。
[180][198]
醫藥學
醫藥學方面，唐人完善了“分科”的醫學教育治療體系。
号稱“藥王”的孫思邈所着的《備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集前人藥方大成；王焘《外台秘要》對婦人、小兒立專章論述，還引進了印度眼科技術。
唐高宗顯慶四年（659年）頒行的《新修本草》（即《唐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國家藥典。
此外藏族醫學經典《四部醫典》也具有很高的醫學水平。
[198]
印刷術
鹹通九年（868年）雕版印刷《金剛經》（局部）[144]
唐代的雕版印刷術得到發展，大約在中晚唐逐漸應用于印制曆書、字書、術數書、佛像經咒等各方面[198]。
1953年在四川成都唐墓中出土有唐成都府成都縣龍池坊卞家印賣的《陀羅尼經咒》一方；在甘肅敦煌曾發現鹹通九年（868年）雕版印制的《金剛經》[180]。
二者均為已知較早的印本書籍。
印刷術的發明對文化傳播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是中國對世界文化發展的重要貢獻。
[198]
建築
主詞條：唐朝建築
唐朝建築氣魄宏偉，嚴整開朗，使中國古代建築藝術發展到了一個成熟的時期。
唐代皇宮大明宮即是例證。
而唐代所建最巨大而複雜的木構架建築物是垂拱四年（688年）武則天時所建的明堂。
[225]當時日本的平安京亦效仿唐長安、洛陽的城市布局、建築風格進行設計建造。
[226-227]
現存的唐代木結構建築保存較完好的有山西的佛光寺[224]、天台庵、廣仁王廟、南禅寺等。
[225]
唐長安圖
（以上圖冊部分參考資料[179]）
造船
俞大娘航船的想象圖[125]
唐朝造船業發達，有很多造船基地，能造各種大小船隻。
當時已能制造“輪船”，用人力踏輪車轉動，使之前進，好象挂帆席一樣便于航行。
史籍記載，代宗、德宗之際巨商俞大娘，擁有“開巷為圃”、可載米萬石的大型航船——“俞大娘航船”，操駕之工達數百人之多[124][220]。
而唐代的海舶（如南海舶）體積更大，經常往返唐與南海各國之間，說明了唐代與南海各國貿易、文化往來的頻繁[124]。
唐人李臯在隋時宇文恺制成使用輪軸轉移的巨型戰艦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對巨型戰艦加以改造，增加行速，堅固耐用。
[180]
軍事學
孫思邈在《丹經》中談到硫磺的“伏火”方法，第一次把火藥的配方記錄下來。
唐朝後期，火藥開始應用于軍事領域，出現了最初用火藥制造的武器“火箭”。
後來，火藥經阿拉伯傳入歐洲，對整個世界文明發生了巨大的推進作用。
[108]
軍事
播報
編輯
主詞條：唐朝軍制
府兵制
唐初沿襲北周至隋施行的府兵制，并在貞觀年間進行整頓，規定中央十二衛（左右衛、左右骁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左右金吾衛，東宮六率即太子左右衛率、左右司禦率、左右清道率）是管轄軍府的最高軍事機關，每衛各領40至60個軍府。
軍府改稱“折沖府”，由折沖都尉統領。
府下以200人為團，50人為隊，10人為火。
府兵原則上從富戶強丁中征發，21歲服役，60歲退役。
服役期間免課役，但要自備衣裝、武器、糧料。
[176][199]
府兵本質上屬中央禁軍。
除戰時出征外，平時輪流到京城和邊防要地宿衛，而以到京城宿衛為主。
到京城後，由十二衛将軍分領；出征則由朝廷另外命将統率；戰争結束後兵散于府，将歸于朝，将帥無法擁兵自重。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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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前期，有630餘府，其中京城所在的關中有261府，20萬兵力，約占全國軍府的40%以上，形成“舉關中之衆以臨四方”的布局，強幹弱枝、居重馭輕，有利于對全國的控制。
唐初府兵地位較高，富室子弟積極從軍，唐太宗又注意府兵訓練，使府兵具有較強戰鬥力[199]。
在此基礎上，有效保障了唐初中原王朝與周邊民族和國家戰争的勝利，奠定了遼闊疆域的基礎。
[200]
募兵制
唐朝三彩武士俑
唐高宗後期至武則天統治時期，土地兼并日益嚴重，普通農戶受田不足或得而複失，自備資糧成為均田農民的沉重負擔；加上府兵地位下降，富室大戶逃避征發，或雇人代役，緻使避役、逃役嚴重，軍府人員不足，甚至“無兵可交”。
與此同時，邊疆形勢也發生了變化：突厥再次興起、契丹等不斷南下，吐蕃開始與唐對峙。
在這種形勢下，隻靠亦兵亦農、定期服役、臨時征發出戰的府兵已不能有效發揮作用，需要設置長期駐紮在邊疆的軍隊。
于是征發的府兵不得不向招募的職業兵轉化。
[199]
開元十年（722年），唐玄宗采納張說建議，招募壯士13萬人，充當中央宿衛軍。
次年又補選府兵、白丁12萬人，統稱“長從宿衛”（後稱“彍騎”）。
開元二十五年（737年），從各種因公遷到邊疆的人家及當地客戶中招募丁壯為“長征健兒”（後又稱“官健”），由國家供給衣糧，充實邊疆各地軍鎮。
天寶八載（749年），命折沖府停行發兵文書，府兵制廢止。
募兵制使邊防軍強大起來，對維護邊疆穩定起到一定作用，但也造成将師握兵坐大的弊病，形成了“外重内輕”的格局。
[199-200]
安史之亂後，各地藩鎮軍隊多由“官健”組成。
這些官健以從軍為職業，父子世代為兵，是藩鎮割據依靠的主要力量。
中央軍隊由“長從宿衛”（彍騎）代替輪番宿衛京城的府兵，後以北衙禁軍為主。
北衙禁軍中左右神策軍勢力最大。
神策軍鎮守京師及西北，受中央管轄，自德宗後長期為宦官掌控；地方（邊防）軍隊由“長征健兒”（官健）代替輪番鎮防的府兵。
以上變化意味着由招募制的職業兵取代了征兵制的義務兵，對後代的兵制産生了重大影響[176][199]。
此外，藩鎮兵中的牙兵也給唐朝社會、政治造成很大的影響。
民族
播報
編輯
唐朝在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發展的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唐對周邊民族采用羁縻政策，并通過冊封、和親等多種方式，與突厥、回鹘、鐵勒、契丹、靺鞨、室韋等民族建立密切的政治、經濟上的聯系[164]。
唐太宗還被四夷各族尊為天可汗[8]。
南诏、渤海等國通過派遣使臣、子弟入唐，學習唐的制度、文化，使這一時期邊疆、内地各民族呈現大交融局面[171]。
突厥與西北各族
突厥及西域各國
主詞條：唐與突厥的戰争
唐與東突厥之戰[183]
隋唐更替之際，東突厥常年南下襲擊漢地，唐初北方割據勢力紛紛聯籠突厥抗唐，使東突厥成為唐初的一大邊害。
貞觀三年（629年），唐太宗遣李靖、李積二将分路征讨，次年降服東突厥，小可汗突利投降，大可汗颉利被俘，東突厥汗國覆亡。
大量突厥人遷入唐朝，唐太宗将降衆安置在靈武至幽州一帶，設置羁縻府加以管轄。
東突厥的滅亡與歸順震動了西突厥與西域各國，一些西域小國紛紛改投唐朝，尊稱唐太宗為“天可汗”。
西突厥西抵波斯，北并疏勒，控制了絲綢之路。
貞觀十四年（640年），唐軍攻克高昌城（新疆吐魯番），設安西都護府。
貞觀二十一年（647年），唐平焉耆，次年（648年）平龜茲，安西都護府遷至龜茲，統管于阗、高昌、焉耆、龜茲四鎮。
唐高宗時期，西突厥在唐軍數次打擊下覆亡。
西域至此成為唐朝的勢力範圍。
[86]
唐高宗永淳二年（682年），阿史那骨咄祿在漠北稱汗，東突厥複國（史稱後突厥）。
後突厥連年入侵北部邊疆。
武則天試圖通過冊封、和親的手段試圖改善突厥人與契丹人的關系，但是一直未能成功。
天寶三載（744年），唐與回纥聯軍滅亡後突厥。
後突厥附唐者不少于萬餘帳。
[170]
薛延陀
貞觀前期，唐朝為牽制東突厥，曾與北方的薛延陀結盟。
東突厥滅亡後，薛延陀真珠可汗夷男接管了東突厥故土。
薛延陀臣服于唐，卻暗中在擴大自己的力量。
貞觀十三年（639年），唐太宗試圖恢複東突厥，擁立俟力苾可汗阿史那思摩，以抗衡薛延陀，薛延陀與新恢複的東突厥進行多次交戰。
為了避免薛延陀勢大，太宗派李積在貞觀十五年（641年）戰勝薛延陀。
貞觀十八年（644年），趁唐太宗征伐高麗時，薛延陀擊敗東突厥并迫使阿史那思摩逃出中原。
随後，高麗尋求薛延陀援助，但夷男希望避免與唐朝直接戰鬥。
貞觀十九年（645年），夷男死後，他的兒子多彌可汗拔灼開始和唐朝大軍作戰。
貞觀二十年（646年），唐軍反擊并打敗拔灼後，薛延陀的附庸回纥出兵将他殺死。
拔灼的堂兄伊特勿失可汗咄摩支向唐軍投降，薛延陀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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