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之出關。
272年司馬炎又派何桢招降李恪平定劉猛叛亂。
274年孫吳陸抗去世，275年司馬炎釋放奴婢替代士兵屯田，樹機能歸降，拓跋部沙漠汗出使晉朝，馬循平定鮮卑[8]。
為了防禦吳國，司馬炎派羊祜鎮守襄陽與吳将陸抗對峙[23]，派王濬于益州大造船艦。
276年羊祜提議伐吳，遭群臣反對而作罷。
277年樹機能複叛，司馬駿帥文鴦等敗樹機能，降鮮卑二十萬[22]。
沙漠汗被鮮卑舊貴族殺害，衛瓘平定拓跋部内亂。
278年羊祜病故，臨終推薦杜預鎮守荊州。
此時司馬炎派馬隆前往涼州平叛，秃發部衆殺樹機能降。
279年西北之亂始平，王濬、杜預上書司馬炎，認為是時候伐吳了，賈充、荀勖等以西北未定而反對[24]。
最後司馬炎決定于該年12月進攻吳國，史稱晉滅吳之戰。
武帝以賈充為大都督[24]，上遊王濬/唐彬軍、中遊杜預/胡奮/王戎軍、下遊王渾/司馬伷軍多路并進。
于280年逼近建業，孫皓見大勢已去而投降，孫吳滅亡，西晉統一天下，三國時期結束[20]。
但是和平穩定的局面隻維持了短短的十一年（280年—291年[90]）。
八王之亂
賈後亂政
290年晉武帝去世，晉惠帝繼位[10]。
晉武帝的嶽父楊駿托孤輔政[24]，出汝南王司馬亮鎮守許昌。
野心勃勃的皇後賈南風幹政。
當時楊駿執政，與賈後對立，楊駿為了鞏固自身勢力，任命其親信掌管禁軍，此舉使宗室諸王與某些大臣不滿。
291年三月，賈後藉由楚王司馬玮（司馬炎之子）除去楊駿及其勢力[29]，任命汝南王司馬亮（司馬懿之子）與衛瓘掌政[29-30]。
不久賈後利用楚王司馬玮與汝南王司馬亮不合去除汝南王及衛瓘，再以僞诏殺司馬玮，任命張華、裴頠及賈模等人掌政[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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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賈後奪權成功。
所幸張華等人同心協力，盡忠職守，政局得以穩固。
此時關中羌氐叛，294年匈奴郝散叛，不久平定。
296年其弟郝度元以齊萬年為首，聯合西北馬蘭羌、盧水胡叛變。
299年齊萬年之亂平定。
江統和郭欽都曾建議将胡族強制遷離，他所着《徙戎論》提出更完整的主張，晉室施行了優待少數民族的政策，代替過去的強制遷徙，但是沒有對有野心的分裂貴族采取遷徙和防範措施。
[25]
由于太子司馬遹非賈後所生[31]，賈後意圖廢除。
300年太子被賈後污蔑謀反，被廢。
趙王司馬倫采納孫秀計，挑撥賈後殺掉太子。
而後趙王倫聯合齊王司馬冏以替太子報仇為由發兵除去賈後及其黨羽，趙王倫專政。
[32]
趙王篡位
301年，趙王司馬倫篡逆稱帝，改元建始，惠帝退位為太上皇。
三月，齊王司馬冏、河間王司馬颙、成都王司馬穎三王聯合常山王司馬乂（後封長沙王）伐司馬倫。
五月去除趙王倫及其黨羽，惠帝複位，齊王冏專政。
302年成都王穎及河間王颙派軍讨伐齊王冏，長沙王司馬乂聯合宮廷将領于京城洛陽響應。
齊王司馬冏及其黨羽被除，長沙王司馬乂掌政，被外戚羊玄之遙控。
[25]
303年成都王穎聯合河間王颙率軍攻擊洛陽，讨伐羊玄之等人，但被長沙王乂屢屢擊敗。
304年初洛陽城缺糧，宮廷将領逼東海王司馬越奏免長沙王司馬乂，開城投降。
長沙王乂被河間王颙将領張方殺害，成都王穎迫惠帝立其為皇太弟，河間王颙為太宰，東海王越為尚書令。
成都王穎勝利後，班師返邺，政治中心北移[32]。
而後宮廷将領陳轸集結各方兵力，挾惠帝讨伐成都王穎。
最後失敗，晉惠帝被俘，東海王越逃至其封國東海（今山東郯城北），河間王颙将領張方占領洛陽[25]。
但不久司馬越的親弟并州刺史東瀛公司馬騰及幽州刺史王浚聯合異族鮮卑、烏桓等勢力擊敗成都王穎。
張方挾晉惠帝逃至洛陽，擁有關中及洛陽的河間王颙與東海王和解，最後成都王穎被廢，河間王颙改立司馬熾為皇太弟[32]。
305年司馬越在山東再次起兵，西向進攻關中。
306年東海王越攻入長安。
司馬颙和司馬穎敗走，司馬模占領長安。
東海王司馬越迎惠帝還洛陽，随後成都王被害，晉惠帝被司馬越毒死，其弟豫章王司馬熾繼位，是為晉懷帝，由東海王司馬越攝政，八王之亂至此結束。
[25]
百科x混知：圖解八王之亂
五胡内遷
天災人禍，少數民族又受到當時士族統治者極端壓迫，内遷諸民族乘機舉兵紛紛尋求獨立謀生，造成五胡亂華[33-34]，永嘉亂後士族百姓紛紛南渡自保。
其中“能建邦命氏成為戰國者”有十六國，分别是：成漢、前趙、後趙、前燕、前秦、前涼、後燕、後秦、西秦、後涼、南涼、南燕、西涼、北涼、大夏、北燕。
後世由此稱為五胡十六國時期。
[35]實際上先後還有冉魏、翟魏、西燕、桓楚、谯蜀、前後仇池等僭僞政權。
當時外族有匈奴、羯、鮮卑、氐、羌、盧水胡、烏桓、巴氐及高句麗。
八王之亂期間，地方勢力不斷膨脹，少數民族中的分裂分子陸續叛變，氐族李雄在益州逐漸勢大，于304年稱王，兩年後稱帝，國号成，與羅尚在巴郡對峙。
304年司馬穎遭王浚和司馬騰圍攻，遣匈奴領袖劉淵回并州發兵支援，劉淵乘機宣布獨立。
308年劉淵稱帝，國号漢，割據山西西南部。
由于晉朝在中原解除武備，無力平定叛亂，加上嚴重的自然災害，嚴重動搖了統治基礎。
晉室在八王之亂後面臨一場覆亡危機。
[35]
劉淵為了要擴充版圖，遣子劉聰攻打洛陽，多次被擊敗。
石勒及王彌掠奪關東各州，石勒吞并王彌，脫離劉淵轉戰南下[36]。
310年劉淵去世，劉聰殺新帝劉和自立為帝。
同年，石勒經宛城、襄陽，掠奪江漢一帶，隔年北返。
當時關東又有蝗災，洛陽缺糧，鮮卑拓跋部猗盧等欲派兵防禦洛陽，司馬越以無糧推辭，并率朝中重臣及諸将東讨石勒，懷帝困于洛陽。
311年晉懷帝與司馬越的矛盾爆發[37]，密诏苟曦伐之，随後司馬越病逝，王衍率軍歸葬封國。
當他東行至苦縣（今河南鹿邑縣）時，遭石勒襲擊，晉軍精銳受屠盡亡，重臣降後被殺。
此時洛陽空虛，被劉聰、王彌兵攻破，殺害官員百姓三萬馀人，擄走晉懷帝，史稱“永嘉之禍”[37]。
313年晉懷帝被殺，晉愍帝于長安繼立帝位，劉聰派劉曜持續攻打。
316年晉愍帝投降，最後受辱被殺，至此西晉亡[35]。
而後，各族陸續在北方建立國家，史稱“五胡十六國”。
西晉亡後，在北方尚有多個忠于晉朝的地區，即并州北部劉琨、幽州段匹磾、冀州的邵續、青州的曹嶷、徐龛；東北還有慕容廆、段眷；北方還有代王；西北涼州還有張氏集團。
然而，并州劉琨先被石勒擊潰，投靠幽州段匹磾。
段匹磾則奉東晉王敦密令将劉琨處死，之後段匹磾也被石勒擊敗。
劉聰死後，部将分裂[38]，叛逃的多達二十萬戶，晉軍也一度攻打到離其都城不遠的绛縣，靳準殺劉粲，建立晉藩天王制度，向晉朝臣屬，不久遇害。
石勒占領了河東，劉曜也抛棄漢旗号[39]，兩人都自立為趙國。
劉曜載記：在涼州張寔去世之後，其弟張茂向前趙的劉曜稱臣（張軌傳記載張茂未降并打敗了劉曜）。
與晉朝對立的三個割據勢力，在當時占領了晉朝五分之一的國土。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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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冠南渡
西晉滅亡後，漢地世族及平民陸續南遷，形成北方僑民和南方土着聚居的局面。
316年，西晉被匈奴建立的政權所滅亡，北方從此進入五胡十六國時期[11]。
司馬睿受到時任丞相的王導和朝中勳臣的一緻擁戴，于317年三月在建邺稱帝，改建邺為建康，史稱東晉，據有中國南方的領土。
[1-2][40]但晉廷穩定後大量引用僑姓世族（原北方世族），壓抑江東世族。
然而，由于僑姓世族持續侵犯江南經濟并打壓南方世族入仕朝廷，使得僑吳世族在政治及經濟上的沖突仍在。
加上世族對寒族歧視、與朝廷分庭抗禮；中央與方鎮對立及野心家的崛起，使得東晉一朝未能統一中國。
晉元帝司馬睿原屬于東海王越一黨，鎮下邳。
當時江東少受中原戰亂影響，晉元帝渡江後倚重王氏，信任王導、王敦，時稱“王與馬，共天下”。
吳姓世族以義興周氏及吳興沈氏并為江東二豪，吳郡朱、張、顧、陸四氏居次。
303年、305年及310年間江南發生三次叛亂[41]，皆由義興周氏的周玘和顧榮、賀循、紀瞻、甘卓等平定，使江南得以穩定，史稱三定江南。
東晉初期由于皇權衰落，朝廷大權主要由世族掌握，由于軍權外重内輕，朝廷控制力弱，不少方鎮心懷野心，先後發生了王敦之亂、蘇峻之亂及桓溫專政[13]。
雖然部分士族當權者有恢複之心，前後發動幾次北伐，但是朝廷擔心野心家借此擴張勢力，大多消極支持。
世族擾政
307年八王之亂後，司馬睿聽從王導建議遷鎮到建康。
南遷後王導以“鎮之以靜，群情自安”政策穩定政權，他藉由當地名士顧榮、賀偱、紀瞻為引，進而獲得吳姓世族的擁護。
而後大量北方世族及皇族衣冠南渡，在王導号召下共同支持司馬睿，使得江南諸州次第歸附，晉懷帝蒙難司馬睿被天下推舉為盟主，不久被晉愍帝任命為丞相，在江東建立統治。
[40]
東晉初期，王導等人采取鎮之以靜策略，[42]以穩定局勢。
東晉的莊園經濟的程度比西晉更重。
由于農業技術提升等因素，在僑姓世族與吳姓世族密集開發[43]下，江南獲得全面開發而繁榮興盛，中國的經濟中心也逐漸南移，使得後來有大運河的出現。
此外，在手工業和商業方面也有長足進步。
東晉統治階級主要由世族掌權，由于軍權外重内輕，不少方鎮心懷野心，造成如王敦之亂、蘇峻、祖約之亂及桓溫專政。
此時雖然陸續有北伐以收複失土，因為内部矛盾而始終未能重建鞏固的全國統一政權。
383年前秦出動舉國之師，意圖滅亡東晉[40]。
面對亡國之禍，東晉君臣一心，這是成立以來最團結的一次。
淝水決戰後前秦崩解，謝安、謝玄等人成功的收複大批失土。
然而，後期又發生朋黨相争及桓玄篡位。
由于平民負擔沉重，又發生孫恩、盧循之亂。
谯縱亦據蜀地自立。
最後劉裕崛起，平定諸亂，并奪得皇位，進入了南北朝時期。
因為北方外患威脅仍在，東晉朝廷賴世族及方鎮的支持以穩定局勢，這使得不少士族掌握強大的武裝形成割據。
王敦素來桀傲，有意控制朝廷，晉元帝為了抑制王氏權勢，以劉隗、刁協、戴淵等人牽制，并防禦王敦，削弱其兵權。
[13]王敦利用祖逖去世、京城防禦不足，于322年發兵，攻陷建康。
刁協等人被殺，史稱王敦之亂。
晉元帝憂憤而死，太子紹繼位，是為晉明帝。
當時王敦欲專權，移鎮姑孰（今安徽當塗縣），但于324年病危。
晉明帝下令讨伐，平亂成功，由于王導未附逆，所以王氏仍受晉室重用。
[40]
325年晉明帝去世，太子衍繼立，是為晉成帝。
由王導及外戚庾亮輔政[44]。
當時軍事重鎮分由陶侃鎮守荊襄地區及由蘇峻及祖約等鎮守淮南地區。
陶侃懷疑因為庾亮的幹預，使得未能輔政而感到不滿。
庾亮為了提防陶侃，任溫峤鎮守武昌[44]。
由于蘇峻及祖約對庾亮鞏固中央的政策感到不滿，于327年反叛。
次年蘇祖聯軍攻陷京師，脅持晉成帝，庾亮逃至尋陽（今江西九江市），史稱蘇峻之亂。
此時陶侃觀望，經溫峤力勸之下決定讨伐蘇峻。
蘇峻迎戰陣亡，329年陶溫聯軍收複京師，平亂成功。
事後庾亮請罪，外調鎮蕪湖，朝廷由王導執政。
334年陶侃去世，庾亮代之，仍遙控朝廷，與王導交惡。
339年後王導與庾亮先後去世，由庾翼執政，掌握荊州軍權。
[40]
北伐中原
在東晉成立後，南遷的晉人莫不希望發動北伐，收複在北方淪陷的家園。
但由于世族已安居江南，南方豐富的資産使得重返北方的意願不高。
但是東晉建立後，依然進行了多次的北伐[45]。
東晉初期，朝廷采取以攻為守态度抵禦北方[46]。
317年祖逖意圖北伐，晉元帝給予充分支持，不僅從庫存數千匹布帛中取出三千匹支援，晉元帝命祖逖相機收複中原。
他招募流民建立軍隊北上，晉元帝還先後派自己的次子和司馬飏出兵配合祖逖[12]，并與當地塢堡合作，最後成功收複黃河以南領土，與石勒隔河相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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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東晉發生内亂，朝廷于321年派戴淵為征西将軍，都督各軍守壽陽，鎮西将軍祖逖不願隸屬其下，修武牢沿黃河防禦，又得知朝廷内部王敦和劉隗矛盾重重，憂憤而死。
王敦因為祖逖去世而不必顧慮遂叛變[13]。
祖逖軍由其弟祖約率之，最後也随蘇峻叛變。
由于晉朝内部矛盾，失地得而複失。
晉成帝時則由庾亮、庾翼兄弟主持北伐，他們以荊州為中心，意圖發動北伐。
但是因被抵制，所以沒有實現統一。
庾氏兄弟相繼去世後，朝廷先後由褚裒、殷浩、謝尚、桓溫、司馬勳等多次北伐[40]。
346年晉穆帝時，桓溫、周撫、司馬無忌、毛穆之、袁喬等讨伐成漢，次年讨滅。
349年石虎死，晉廷派褚裒北伐，失敗。
桓溫多次破壞北伐，在褚裒北伐失敗後引軍東下武昌與殷浩争權。
晉廷不許，改以殷浩、司馬勳、謝尚負責北伐。
352年殷浩聯合羌将姚襄北伐前秦，被苻健擊敗。
次年殷浩再度北伐，為姚襄所襲，殷浩被桓溫彈劾罷免。
354年桓溫伐前秦，但由于苻健采堅壁清野戰術[47]，桓溫又态度消極不進，最後晉軍缺糧而撤退[13]。
356年，桓溫讨伐河南姚襄，擊潰之并攻占洛陽，修谒皇陵。
358年桓溫不顧朝廷要求其駐守經營洛陽，僅留毛穆之三千人守洛陽，自行南撤。
等到晉哀帝及晉廢帝（即司馬奕）相繼為帝之後，桓溫已經控制兵權。
當時北方呈現前秦、前燕代涼割據的局勢，洛陽為前燕占領。
桓溫為了準備專權，于369年讨伐前燕[13]。
當時燕軍大敗，晉軍進駐枋頭（今河南浚縣附近）與燕将慕容垂對峙。
最後晉軍缺糧而退，慕容垂率軍追殺，晉軍大敗。
371年桓溫廢晉帝司馬奕為東海王，改立司馬昱為簡文帝。
隔年簡文帝去世，晉孝武帝繼位，373年桓溫要求“九錫”，大臣謝安、王坦之拖延該事，不久桓溫病死[40]，東晉暫時中止了北伐。
淝水之戰
淝水之戰前夕，前秦東晉對峙圖晉孝武帝時，謝安執政，桓沖為荊州刺史，防禦荊襄地區；謝玄鎮廣陵，與謝安防禦淮南地區。
為了加強中央軍力，晉孝武帝令謝玄招募淮南江北百姓，成立北府軍[40]。
370年前秦滅掉前燕後，前秦帝苻堅即有意滅東晉以統一天下。
373年攻下東晉梁益二州。
378年派苻丕圍攻襄陽，朱序堅守，于隔年攻破，俘虜了朱序；又派彭超圍攻彭城，卻被謝玄率北府兵擊敗。
382年呂光平定西域後，苻堅的目标指向東晉。
次年5月桓沖率10萬軍，意圖奪回襄陽，苻堅派苻睿、慕容垂等人防禦[47]。
8月苻堅認為時機已到，率舉國之師南征東晉，兵分三路，聲勢浩大[48]。
他親率步兵60萬抵達項城，派苻融為先鋒率27萬兵攻打壽陽，梁成等人屯洛澗以控制淮河。
晉廷震驚，謝安力持鎮定，命謝石為前線大都督、謝玄為先鋒，與謝琰、桓伊等人率8萬北府兵北上救援。
[40]
383年10月秦軍前鋒攻陷壽陽後，苻堅趕往指揮，并派朱序向謝石諸降勸降。
但朱序盡洩秦軍虛實，并建議速戰速決。
11月謝玄派劉牢之率五千精兵攻破洛澗，晉軍西行，與秦軍對峙淝水。
12月有人向苻堅建議後退決戰[49]。
諸秦将認為阻敵淝水畔比較安全，但苻堅認為半渡而擊可主動對決。
當秦軍後移時，晉軍渡水突擊，朱序于後軍大喊秦軍已敗。
此時秦軍大亂，謝玄等人乘勝追擊，秦軍全面崩潰，苻融戰死，苻堅中箭，孤身北返，後由慕容垂護送。
此役晉軍全面勝利，于東晉曆史上意義非凡，史稱“淝水之戰”。
[40]
戰後，謝安都督諸州軍事，準備北伐支離破碎的前秦。
384年謝安命謝玄、桓石虔率軍北伐，謝玄等人自廣陵北上，攻克鄄城、廣固等地，并修建青州派（水利工程）[50]以運送糧草。
此役收複山東、河南一帶，将領土劃至黃河以南。
荊州軍也成功收複四川、襄陽一帶。
謝玄繼續北上，前鋒劉牢之一度打到邺城。
但專政朝廷的司馬道子（孝武帝的弟弟）忌諱謝氏功高，朝議“以征役既久，宜置戍而還”，令謝玄回鎮淮陰，最後北伐功敗垂成。
[40]
朋黨之亂
司馬道子為晉孝武帝之弟，甚受信任。
淝水之戰後謝安謝玄被司馬道子排擠，最後相繼去世，朝廷逐漸混亂，北府軍後由王恭等人統率。
桓沖去世後，桓家後來由桓玄領導。
390年晉孝武帝對司馬道子不滿，遂内以王珣、王雅入廷，外以王恭任兖州刺史、殷仲堪任荊州刺史；司馬道子也引王國寶及王緒抗衡，朋黨亂起。
396年晉孝武帝被妃子張氏殺害，太子繼立，為晉安帝。
398年王恭和庾楷上表彈劾王國寶并領兵讨伐，殷仲堪遙援，吳姓世族也發民支持。
司馬道子畏懼，隻好殺王國寶、王緒求和。
之後司馬道子聽從司馬尚之建議，任王愉江州刺史為外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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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王恭聯合荊州刺史殷仲堪、廣州刺史桓玄再度舉兵。
司馬道子命其子司馬元顯為都督同王愉率軍抵禦。
王愉被擊敗，聯軍攻至京師。
司馬元顯收買劉牢之倒戈，王恭敗死。
殷仲堪與桓玄得知後退至尋陽，由桓玄任盟主，最後雙方言和。
朝廷為分化殷仲堪勢力，任桓玄為江州刺史、殷仲堪為荊州刺史、其部下楊佺期為雍州刺史。
399年桓玄殺殷楊二人，并其轄地。
[51]
司馬元顯擔憂北府軍不可靠，征江東豪族佃民以建立新軍，稱為“樂屬”。
這卻使“東土嚣然”，引發民變，399年孫恩率衆攻陷會稽，史稱孫恩之亂。
孫恩世奉五鬥米道，五鬥米道大受世族及平民信仰。
400年孫恩擴張勢力，江東豪族[52]及五鬥米道紛紛響應，江東八郡完全淪陷。
401年孫恩偱海路直襲丹徒，京師震撼。
劉牢之派劉裕至海鹽擊敗孫恩，孫恩乘船而退，又被劉裕擊敗。
402年3月孫恩為臨海太守辛景所敗，投海而亡。
餘衆由其妹夫盧循領導。
[51]
402年司馬元顯為免桓玄乘亂偷襲，搶先西征，任劉牢之為先鋒，司馬尚之為後部。
桓玄也率軍東下，大破司馬尚之，劉牢之認為司馬元顯無用而倒戈，引桓軍入建康。
桓玄控制朝廷，誅殺異己，先後殺司馬元顯與道子，奪取劉牢之兵權，誅戮部分北府将領，提拔北府将領劉裕。
桓玄最初有意革新朝廷，但最後豪奢縱欲，政令無常，漸失人心。
403年桓玄篡位稱帝，建國桓楚。
司馬遵與毛璩等起兵擁晉後，劉裕同北府舊将何無忌、劉毅舉兵，收複建康，桓玄挾晉安帝西撤江陵。
而後桓玄又率軍東下，被劉毅擊敗。
最後桓玄逃往蜀地，途中被馮遷所殺。
桓振、桓謙又挾晉安帝反抗，直到405年肅清桓氏勢力，何無忌得以迎晉安帝複位，也掌控了朝廷。
[51]
走向滅亡
劉裕掌控朝廷，荊州刺史劉毅忌妒，意圖舉兵[53]。
412年劉裕搶先讨伐之，劉毅兵敗自殺。
谯蜀為東晉叛将谯縱所建。
在405年時，益州刺史毛璩率軍讨伐江陵桓振，蜀軍不願遠征，便推谯縱為主叛晉。
随後攻陷成都，殺死毛璩，谯縱也自号成都王。
408年晉廷派劉敬宜率軍讨伐但失敗。
413年劉裕派西陵太守朱齡石率軍西伐，攻占成都。
谯縱敗退自殺，谯蜀亡。
[51]
盧循為孫恩妹夫，桓玄為安撫之任為永嘉太守，但他仍不斷襲擾沿海。
404年盧循由海路攻占廣州，隔年晉廷為安撫而命他為廣州刺史。
410年盧循趁劉裕北伐南燕之機，與其姐夫徐道覆分二路北伐，合潰劉毅于桑洛州（今江西九江市），乘勢攻入京師建康，史稱盧偱之亂[53]。
此時劉裕已趕回，盧循和徐道覆發生内讧，盧循久攻京師不破，撤守尋陽。
10月徐道覆進攻江陵，為守将劉道規所敗。
12月盧循敗于晉軍，退守廣州。
411年劉裕派兵擊殺徐道覆。
盧循最後于交州被交州刺史杜慧度殲滅，投水自殺，至此亂事平定。
[51]
劉裕消滅若幹異己後，先後發動兩次北伐[53]。
當時南燕慕容超屢屢入侵，409年劉裕率軍伐南燕。
于次年攻破南燕都城廣固，擒殺慕容超，南燕亡。
而後因盧循叛亂，劉裕回師。
後秦因為屢遭夏主赫連勃勃入侵，國勢大衰，皇帝姚興病死，其子姚泓初立。
416年12月劉裕再度北伐，連克許昌、洛陽[53]。
隔年劉裕兵分兩路圍攻關中，最後攻破長安，後秦亡。
但于該年冬天，留守京師的謀士劉穆之突然去世，為免朝廷生變，劉裕不得不親返。
他命10歲的幼子劉義真同王鎮惡、沈田子等諸将防守長安，後來諸将内哄，夏主赫連勃勃率軍攻擊[54]。
417年冬劉裕命劉義真等率軍東歸，遭夏軍追擊，元氣大傷，至此北伐結束。
關中失守後，劉裕開始積極謀取帝位。
同年劉裕殺晉安帝，立其弟德文，為晉恭帝。
420年劉裕廢晉恭帝自立，建國宋，史稱南朝宋，是為宋武帝，[53]東晉至此滅亡。
疆域
播報
編輯
領土範圍
西晉
西晉承襲曹魏領土，統一後領有孫吳疆域。
疆域北至山西、河北及遼東，與南匈奴、鮮卑及高句麗相鄰；東至海；南至交州（今越南北部）；西至甘肅、雲南，與河西鮮卑、羌及氐相鄰。
[6][55]
東晉
東晉政區随其疆域的變化而有增減。
由于外族入侵與晉軍北伐，北疆時常變動；四川先後出現成漢、谯蜀等國；東南疆域大緻固定。
晉元帝時期，石勒入侵，北疆隻剩淮南江陵一帶。
成漢占據四川，于347年被桓溫滅。
桓溫發動三次北伐，一度收複山東及河南地區，後敗于前燕而止。
前秦屢次入侵東晉領土，此時東晉僅剩揚、荊、江、廣、交、豫、徐、兖、益、甯七州，及兖、青、冀、司、幽、并、益等僑州，共十五州[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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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年淝水之戰，前秦慘敗。
隔年謝玄北伐，成功收複黃河、秦嶺以南地區。
之後東晉内亂，桓玄篡位，谯蜀獨立，疆域萎縮。
劉裕崛起後攻滅谯蜀并發動兩次北伐，收複四川、山東、河南及關中地區。
然而劉裕因故返京，将領内亂，夏人入侵，關中得而複失。
此時東晉領有揚、北徐、豫、江、北青、司、荊、北雍、東益、甯、交、廣、北并、北冀、梁、徐、北兖等十七州，及幽、冀、東秦、青、并、兖、秦、雍等僑州，共二十五州。
[27][55]
行政區劃
西晉政區制度承襲東漢末期的制度，為州、郡、縣三級制。
于三國曹魏時期有司、豫、兖、青、徐、冀、幽、并、雍、涼、荊、揚十二州，滅蜀漢後分益州置梁州。
265年西晉代曹魏後，分雍、涼、梁三州之地設秦州，後分益州地設甯州，後分幽州地設平州。
280年滅孫吳後得荊、揚、交、廣四州，并将荊、揚兩州與原曹魏荊、揚兩州合并，共十九州。
秦州、甯州曾經廢止，後來複置。
291年分荊、揚州地設江州，307年分荊、江州地設湘州，至此共二十一州。
州以下分郡、王國。
晉武帝防止野心世族篡位，制定分封制，依人口多寡封國諸王，有大國、次國、小國三種類型。
但諸王僅得租稅，王國如同郡縣。
諸王的軍權，主要來自鎮守之地。
郡、王國以下為縣。
縣大者置令，小者置長。
至于公國、侯國，其地位同縣[56]。
淝水之戰前後東晉疆域變遷圖東晉政區襲承西晉，也是實行州、郡、縣三級制[28]。
但是其州郡越分越多，轄區縮小。
西晉末年，大量流民南渡。
東晉朝廷為了安撫僑民及僑姓世族，以原籍州郡縣名寄治别處，而無實地，此即僑州郡縣。
等到安定後實施土斷，使其州郡領有實地，戶籍和賦役與一般州郡縣相同。
[56]
政治
播報
編輯
晉朝的政治體制為世族政治，政治制度由漢代的三公九卿制走向晉朝的三省制，是隋唐的三省六部制的基礎[4]。
司馬氏原為曹魏世族，高平陵事變後掌握魏國大權；司馬炎建立晉朝後統一中國，施行的政策雖然造就了太康盛世的短暫和平繁榮，但沒有徹底解決浮華奢侈的社會問題及貪污腐敗的政治風氣。
由于施行偃武修文的國策以及諸王、外戚相互争權，造成八王之亂而西晉于元氣大傷後[25]。
中央制度
兩晉的政治體制為世族政治[3]。
世族的形成源自漢魏，主要由地方豪強、經學世家或累世為官者組成。
220年曹魏實施九品中正制作為拔選人才的制度，以取代因戰亂而崩潰的察舉制度。
魏晉時擔任審查的中正一般為二品，但二品官幾乎都為世族，使得世族獲得拔選人才的權力。
由于拔選往往重視家世而忽略才德，最後形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局面[4][56]。
九品中正制不僅維護門閥統治的主要工具，也構成其一部份。
東晉時，世族政治達到巅峰，以僑姓世族為主。
随晉室南遷的北方世族為“僑姓”，南方世族則為“吳姓”。
東晉朝廷對吳姓世族采取排斥态度，吳姓世族也不願與其積極合作，久之雙方隔閡加深。
但随者江南的開發，寒族及吳姓世族也逐漸擡頭。
[4]
行政架構
行政架構方面，朝廷的決策機關與行政機關也逐漸分立。
尚書省、中書省及門下省依序獨立出來，由漢代的三公九卿制走向隋唐的三省六部制。
西晉承襲曹魏，中書監職權甚重，名實方面俱稱為宰相[57]。
由于地處樞近，雖然官位在尚書令之下，但權力在其之上。
同時門下也自中書分到部分權力[58]，共同掌管決策，尚書則掌管行政。
尚書的内部架構發展較為充分，在西晉即有省、曹、郎曹三級機構，“八座”之官[57]。
中書及門下直到東晉方擴張機構，中書省分局曹以協理奏章，門下至晉哀帝時建立門下省。
後來皇帝為了提防權力漸盛的中書省，以門下省參與政治以牽制之。
[56]
兩晉的三公雖然無實權為榮譽職，但可為皇帝顧問，該職也用來安置權臣。
當時一些權臣，大多以三公錄尚書事、加領中書及門下，或加領大将軍、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
至于監察制度，禦史台成為完全獨立的部門[57]，直接由皇帝控制。
然而其主要功能為維護皇帝威嚴，并非掃蕩貪污[57]。
禦史台架構完整，屬官分為監察司法的治書侍禦史、維持朝殿威權的殿中侍禦史和監督官吏是否渎職的侍禦史。
[56]
法律制度
律令方面，由于《魏律》内容繁雜，早在司馬昭執政時即命賈充、羊祜、杜預、裴楷等人參考《漢律》及《魏律》來修編新法律[59]。
267年完成新律，次年頒行全國，此即《晉律》。
因于泰始年間頒行，又稱《泰始律》[59]。
這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唯一實行全中國的法典。
張斐、杜預各别又為《晉律》作注本《律解》（張着）及《律本》（杜着）。
經晉武帝批準後，該注與律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所以又與《晉律》統稱“張杜律”。
這種以注輔文的立法方式影響後世，如唐代的《永徽律疏》。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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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
播報
編輯
經濟方面，東晉莊園經濟占據的比例比西晉更大。
由于農業技術提升等因素，在僑姓世族與吳姓世族密集開發下，江南獲得全面發展而繁榮興盛，中國的經濟中心也逐漸南移，後來才有大運河的出現。
此外，手工業和商業方面也有長足進步[61]。
[5]
農業
農業農業方面，由于兵事将休，西晉廢除屯田制，将民屯田給予農民，實施占田制及蔭客制，并以課田法課稅[62]。
占田制及蔭客制使世族占田有法可依，平民也擁有一定大小的土地，但世族大量并購土地的問題并未解決。
雖然課田法使地租比曹魏時重一倍，但由于農民由賦稅更重的屯田農民構成，所以負擔比屯田制稍微減輕[63]。
由于被蔭庇的農民隻需向蔭庇者交租即可，國家稅收得由其他編民齊戶承擔，這使更多的農民轉蔭至大地主名下。
最後政府稅收短缺，世族獲得經濟特權。
[64]
晉朝越窯羊[83]
東晉時期莊園經濟在社會經濟中所占的比例比北方更大。
早在孫吳時期，江南經濟日益開發。
當時吳姓世族即擁有衆多的莊園。
晉室南遷後，中原人口大量南遷，改善南方地廣人稀的問題。
僑姓世族大量開發無主地，建立方圓數十裡至數百裡的莊園，有效将勞動力組織起來。
由于世族壟斷土地，占奪田園山澤，使得貧富差距極大。
所以王導曾于晉成帝鹹和五年（330年）實施度田收租，以改變西晉時将田租與戶調合一征收；鹹康二年（336年）頒布“壬辰诏書”，禁止占山護澤。
這些都意圖減輕百姓負擔。
[65]
當時莊園除了有部曲、佃客外，還有門生及奴隸。
中原人士帶來北方精耕細作的技術，推廣牛耕加快耕田速度。
東晉南朝重視水利，代有修築。
最後，南方的水田普遍開發，農作物品種增加、生産量提高（如嶺南地區一年可兩熟），長久下來使中國的經濟中心南移。
[64]
手工業
晉朝·盤口瓶·越窯釉
手工業主要由官府專營，設置少府及作部。
冶煉業得到了發展，灌鋼技術的發明，把生鐵和熟鐵混雜在一起，工藝簡便，生産效率更高，鋼鐵的品質也更好。
在熱處理技術中發明了油淬，使鑄鐵可鍛化，最後鍛件成為主導地位。
紡織業用麻織成的布，馬鈞改良紡織機，品種及品質皆提升。
當時制紙業除麻紙外也利用藤做出“藤角紙”。
紙張已經可作出雪白紙及五色花箋，到南朝完全替代竹簡和絹錦。
制瓷業在制成技術也有長足的進步，并廣泛在南方地區擴散。
例如浙江就形成越窯、瓯窯、婺州窯及德清窯。
制茶業方面，由于晉代士人習慣飲茶并提倡以茶代酒，使需求提高，種植區域進展到東南沿海。
造船業歸官府管理，當時大船載重達萬斛以上。
由于江南水路繁多，所以十分興盛。
[64]
商業
晉室南渡後，中原财富大多轉移至江南地區，商業仍然興盛，最大商業中心為建康、次為江陵。
由于戰亂與銅量不足，鑄錢不足，币值處于混亂狀态。
貿易也有發展，南北互市和海外貿易主要由官府掌握，私人經營商業的很多，交易的大宗物品是糧食、布帛、魚、鹽等生活用品和一些奢侈品。
廣州海上貿易發達，進口明珠、翡翠、犀象、香料，出口以絲綢為大宗。
[64]
軍事
播報
編輯
世兵制
魏晉武士
西晉的軍事制度沿襲曹魏，采用世兵制。
晉武帝頒布去州郡兵及封國制，并任衆王都督諸州軍事。
東晉兵制襲用世兵制，并以募兵制補充兵力。
由于中央衰落，軍力外重内輕，地方方鎮較不受朝廷管轄。
謝安為了鞏固中央，建立北府軍[60]。
西晉軍隊分為中軍、外軍和州郡兵，中外軍全部兵員都來自軍戶。
中軍直屬中央，編為軍、營，主要保衛京師，有事出征，兵力不下10萬人。
駐防城内宮殿宿衛、宮門及京城宿衛為宿衛軍。
駐防京郊，有事出征為牙門軍。
中軍統帥為中軍将軍，後改為北軍中侯或中領軍。
外軍為中央直轄的各州都督所統率的軍隊，都督一般由征、鎮、安、平等将軍或大将軍擔任。
州郡兵是地方軍備，西晉滅孫吳後，為避免東漢末期諸州割據再度發生，裁撤州郡兵。
并改置武吏，大郡100人、小郡50人，用以維持治安。
但是實際上取消的州郡兵甚少。
[60]
西晉軍鎮及八王封國分布圖晉武帝頒布封國制，諸王分封郡國，大國三軍5000人、次國二軍3000人、小國一軍1500人（實際未能執行，詳見晉朝諸王列表）[8]。
并任一些王室都督諸州軍事，如汝南王亮督豫州、楚王玮督荊州、河間王颙督關中。
晉武帝任諸王都督諸州軍事是為了提升宗室力量避免權臣專政，但卻使得地方宗室掌握軍權，權力有逐漸淩駕中央的趨勢。
西晉都督為持節使臣以督諸軍，持節都督分為三級，都督中外諸軍事為最高統帥，監諸軍次之，都督各州諸軍事居末，和将軍分統外軍。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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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府兵
晉朝武士盔甲
東晉沿襲西晉軍事制度，但已有變化。
因為皇權衰微，中軍往往有名無實，同駐京師的還有揚州都督所屬軍隊。
外軍大多由世族的軍隊組成，統軍将領稱霸一方，其中荊州軍甚至超越中央。
東晉多次北伐，确有助鞏固偏安之局，但如果方鎮具有野心，往往借此篡位。
關于兵源方面，因為戰亂軍戶大減，兵員改以募兵補充，或直接征兵。
其中由北方流民招募組成的北府兵，屢次擊敗強敵，在東晉後期等級如同中軍[60]。
文化
播報
編輯
漢代以前，政治主權完全在華夏族，漢代以後，政治主權不全在華夏族，邊疆民族帶來的草原遊牧文化也融于中原文化。
時天下大亂，士族文人多不以道義為重，儒學中衰。
曠達之士，目擊衰亂，不甘隐避，則托為放逸，遂開清談之風。
晉室之興，世亂未已，向秀之徒，益尚玄風。
玄學與印度東傳之佛教交彙，中國文化逐漸轉變為儒釋道融合之狀況。
[66]
思想
西晉時期的瓷器
晉朝的學術思想，已由經學轉為玄學為主，清談則于士大夫之間廣為流行。
般若學具有較高的思辨，在經學向玄學的過渡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魏晉交替之際，司馬氏意圖奪取皇位，政治壓抑，社會動蕩，時稱“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名節禮法流于虛僞或鄙視。
此時世族苟且偷安，又心懷憂慮，遂以清談代替，抛開現實，專尚理辯。
儒學發展到最後已破落瑣碎，着重考據而輕視義理，使得思想處于空窗期。
玄學就在這些原因下，于240年-249年間發展并盛行[68]。
玄學與道教并非同物，主要書籍為《老子》、《莊子》和《周易》，合稱三玄。
思想核心為“無”，玄學家認為“萬物皆産生于無”。
“無”無法感應，但能主宰一切。
玄學在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并将儒家的“名教”與道家的“自然”結為一體，提倡“名教出于自然”。
該論點認為天下尊卑、上下關系本來即有，不可否認。
由于要求老百姓“順天知命”，受到當道者歡迎而大力提倡。
[67-69]玄學屬于儒家發展的新型态，[77]把玄學稱作"新道家"，是一種誤會。
[78]
竹林七賢之一嵇康
早在曹魏時期，何晏、王弼即提出“名教出于自然”說。
西晉初年，玄學思想的代表為竹林七賢，思想各有輕重，但主要以嵇康及阮籍的思想為代表。
他們崇尚“自然無為”的态度，主張“越名教而放自然”。
揭露司馬氏集團虛僞的“名教”外衣，對所謂“名教”禮法唾棄之。
但因“任自然”觀點過于極端發展，呈現出聲色犬馬的放蕩生活。
到西晉後期，玄學代表為斐頠及郭象。
斐頠對“任自然”提出修正，主張“崇有論”，以矯“虛誕之弊”。
郭象進一步證明“名教”即是“自然”，玄學發展至此已臻終結。
此時清談之風亦蔓延到政治舞台上，握有大權的達官顯要也大談玄理，呈現一批在世又欲出世的權貴。
[67]
東晉時期，放蕩的行為稍微收斂，但清談之風因為朝廷權貴提倡而盛行不衰。
當時世族生活優裕，多喜于名山古刹、别墅湖畔優談玄理，成為社交活動。
朝廷及世族忽略具體事務，終日暢談玄理，形成苟且頹廢的價值觀，導緻東晉朝廷逸于偏安。
由于佛教東傳，許詣、孫綽将佛學加入清談，與玄學互相激湯。
若幹僧侶也加入清談，傳達佛學，例如竺法護、道林等人。
不過仍然有人反對清談，大多為寒族。
如西晉斐頠、江敦、範甯，東晉應詹、陶侃、卞壺等人，範甯甚至着有“王何論”，嚴厲批評何晏、王弼二人。
但清談仍曆久不衰，直到隋朝方衰，唐朝中期終止。
[67-68]
文賦
兩晉文學脫離經學的束縛而獨立，走向自由及多元化的發展。
這是因為：魏晉的儒家精神衰微、才能重于德行，士大夫虛無荒誕；政治黑暗，士大夫備受壓抑；玄佛道盛行，譯經發達。
在這些背景下，該時期作品的内容寫實，重視技巧。
因受漢賦影響，出現了骈體文，字數上四下六字，講究辭藻華麗、雕琢字句、聲律藻飾，多用對偶、典故，主要文章有賦、論及簡牍，至南北朝時期達到極盛。
骈文帶來聲韻研究，後由南朝梁的沈約定出四聲。
小說方面，如張華《博物志》、甘寶《搜神記》及葛洪的《神仙傳》。
該時期的史書多為民間着作，或出現多個版本，例如陳壽的《三國志》及範晔的《後漢書》[67][70]。
魏晉交替時期，嵇康、阮籍文章甚佳，何晏之徒多為膚淺[71]。
嵇康擅長四言詩，亦着有《養生論》。
他詩風清峻，反對政治黑暗，拒絕與司馬氏政權妥協，代表作有《與山巨源絕交書》、《贈秀才入軍》、詩十九首與〈幽憤詩〉。
阮籍以《首陽山賦》及《詠懷詩》表現出權勢害人及政治黑暗的厭惡[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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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晉時期，社會繁榮豪奢，文學走向雕琢美化。
此時期的作品大都清麗流暢，繁簡适中。
着名的有左思的《三都賦》，描寫三國都城，内容雄渾闳博，完成後轟動京城。
他的詩歌在藝術及風格十分高超，由于出身并非為有名世族而遭受排擠，在詩歌中顯現出憾恨。
潘嶽的〈悼亡詩〉内容細膩，情感寫實。
陸機的《文賦》是一篇重要的文學理論，叙述思想與藝術主從關系。
他的散文也廣為人知，但過于重視辭藻及對偶。
《洛神賦圖》（宋人摹本），東晉顧恺之繪。
詩歌
陶淵明畫像，自1921年出版的《晚笑堂竹莊畫傳》。
[82]
西晉的詩受曹魏“建安體”的影響，但漸漸講究對偶及聲韻。
有名詩人有張載、張協、張元、陸機、陸雲、潘嶽、潘尼、左思[67]。
永嘉之禍後，出現如劉琨之詩中帶有亡國悲痛，堅忍不拔的特色，為兩晉少有的風格。
東晉時期，簡牍之類文章，以王羲之的《與謝安書》，風格高超，聞名千裡。
其中《蘭亭集序》提及人生哀樂相随的感歎，頗能代表當時士大夫的價值觀。
賦以玄言賦最多，多與清談内容有關，例如孫悼的《遊天台賦》、郭璞的《江賦》。
郭璞尚注釋《爾雅》、《山海經》及《穆天子傳》等。
他的《遊仙詩》更是魏晉遊仙文學的代表，詩風絕逸。
該詩内容叙述脫離塵世的悠遊感，實際上是反寫對現實的不滿。
東晉後期以陶淵明甚具特色，其擅長描述田園生活，風格清新樸實，提升古體詩内涵，表現出高遠純潔的情操。
其作品《桃花源記》寓意追求一個可供逃避亂世的和諧世界，富有哲理。
其詩歌、散文及辭賦廣泛影響後世名家如王維、李白、杜甫、蘇轼、辛棄疾、陸遊等人[67]。
此外，着名的中國四大民間傳說之一的梁山伯與祝英台的故事背景也發生在東晉時代。
[67]
繪畫
《女史箴圖》（局部）—東晉顧恺之
受九品中正制和玄學影響，人物品鑒風氣盛行，對人的外貌及言行舉止觀察入微。
佛畫傳入印度藝術的表現手法，最後促使人物畫技法的成熟，并奠基藝術美學。
當時人們欣賞有特色的人物，在繪畫上，要求生動表現人物的内在精神及氣質格調。
這不同于重視外在形式的漢代風格，或是強烈表現人物的三國風格。
此時人物繪畫或雕塑已能透過眼神手勢或“飄帶精神”來表達人物的内在美，以達到“形神具備”的境界。
東晉顧恺之善繪仕女山水，務求傳神，史稱“畫聖”。
他所繪的《女史箴圖》，強調人物在眼神的悟對與手勢的搭配。
衣飾襟帶的飄舉，身上衣裳的鼓起，似有“氣”環繞全身，達到中國繪畫最高評價“氣韻生動”[72]。
傳為顧恺之所繪的《洛神賦圖》亦有相同水準。
至于山水畫仍處于圖案階段，尚未生動，至南朝方有起色[67]。
洛神賦圖
書法
西晉陸機《平複帖》
書法方面出現很多着名書法家及書法理論。
書體由隸書走向多元化，各種書體相互發展。
草書由章草發展成今草，行書由隸書遞變楷書之間逐漸成熟。
章草帶有隸味，着名有西晉索靖的《月儀帖》。
今草采楷書體勢、筆意發展而成，着名有東晉王羲之的《十七帖》、王獻之的《鴨頭丸帖》。
介于楷草之間的行書，書寫簡易且流暢，着名有王羲之的《喪亂帖》、《蘭亭序》[67]。
蘭亭集序
宗教
兩晉時期，宗教以佛教、道教為主，但佛教的勢力較道教強盛[67]。
佛教和道教的糅合最初主要是在哲學方面，後來繼續發展到宗教方面。
這兩種宗教的交流逐漸變成單方面的，因為道教從佛教輸入的多，向佛教輸出的少，特别是在制度方面。
[74]
佛教
達摩[81]
佛教最早傳入中國的具體時間，迄今尚不明确，但至遲在兩漢之際傳入中國已成公論。
兩晉時期戰亂年年，豪族欺壓百姓，儒教衰落，以緻人人厭苦、家家思亂、精神缺乏寄托。
由于佛教所主張的“神不滅論”、“因果報應”及“六道輪回”撫慰人心，佛教就藉由深邃的義理，逐漸在中國盛行。
[67-68]佛教在中國的傳播首先依靠的是上層社會力量，在得到其支持後，轉向社會中下層，以至于東晉的道安法師說：“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
”
西晉時竺法護搜集大量經典原本，譯出了一百五十餘部經論，為大乘佛教在中國的弘傳打開了廣闊局面，時人稱他為敦煌菩薩。
[80]公元4世紀以後，漢地女性得以突破束縛，和男子一樣出家修行，對于中國婦女來說是巨大的進步。
社會出現了一股女性貞節觀念淡薄，追求與男性的平等、積極參與社會政治事務的現象，這與佛教的傳入特别是大乘佛教的影響密切相關。
[79]東晉流行清談，于是僧侶就藉由清談将佛理傳播給士大夫，使佛教得以在南方傳播。
其中以支道林最擅長談玄。
南北佛教到後來形成不同學風，北方重行業，崇尚禅學、律學及淨土信仰。
南方重義理、注重涅盤佛性的探讨。
東晉晚期時，慧遠擅長儒學，力謀佛、玄、儒融合，促使佛教中國化，成為淨土宗的祖師之一。
慧遠還提倡譯經，與北方名僧鸠摩羅什交流譯本。
他重視佛教般若的研究，曾與羅什廣泛探讨般若義理，提出法性論思想。
法顯是西行求法的着名僧侶，他于399年自長安出發，經西域抵北天竺、獅子國及中天竺。
取得梵本戒律後，414年經海路返抵建康。
他與名僧大量翻譯經文，并将旅途見聞寫成《佛國記》，成為研究西域及印度史地的重要作品[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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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
慧遠
早在三國西晉時期，就出現太平道及五鬥米道。
後來五鬥米道發展成天師道，并分成利用符水治病的符水派；信奉金丹經、房中術的金丹派；主張無為自然，似道家的清靜派[68]。
五胡亂華後，由于百姓遭受戰亂及豪族欺壓，紛紛信道教。
民間信仰道教者大幅成長，以三吳及東南沿海居多[73]。
道教社團劃分為教區，有天師、祭酒和靜舍，教民向首領貢獻谷物或實物。
他們定期舉行盛宴，這種場合也包括塗炭齋，即參加者以泥炭塗面或像驢子那樣在泥地打滾，[74]搏頰則為擊打面頰。
黃箓齋即祈禱者無休無止祈禱和跪拜，合氣即以一整套性交技術實行性濫交，據說可得長生。
[74]當時社會上彌漫着道教末世将至的觀念，還有李弘作為老君化身拯救世人之說，很多起兵造反都打着李弘旗号。
[75]後來孫恩、盧循号招五鬥米道信徒叛亂，晉廷經數十年方鎮壓[68]。
東晉初期，道教的架構、章法尚未形成，直到東晉中期發生改革，才形成組織化的宗教體制。
[67]佛教産生的時間比道教早得多，在傳入中國時已經發展得相當完備，因此道教在很多方面都借鑒吸收了佛教。
[76]
東晉時，葛洪結合神仙學說與道術理論，并加入煉丹等理論，整合道教理論。
他所着的《抱樸子》，外篇論時局與道德，内篇則論煉丹、養生之道。
楊羲、許谧及許翙着《上清經》，最後發展成上清派，主張簡化修行力法，貶斥房中術，以存神為主。
葛洪孫葛巢甫又着《靈寶經》，借用和融彙了佛教的概念和術語，後來發展成靈寶派。
該派以符箓科教為主，受到上清派影響，也提倡簡化修行[67-68]。
科技
播報
編輯
宋刻版兩晉有名的科學家有魏晉時期的數學家劉徽、西晉的地理學家裴秀、東晉的煉丹學及醫學家葛洪。
數學
劉徽自幼學習《九章算術》，對數學有興趣。
年長後劉徽着《重差》（後稱《海島算經》）、為《九章》作注，加入自己的心得，使其容易了解。
《九章算術》代表中國古代數學體系，确立中國數學以計算為中心。
地理
裴秀任地官，為地圖學家。
他收集史料，研究地圖，完成《禹貢地域圖》；科學地描繪出當時山脈水文的分布及行政區劃。
他總結前人繪圖方法，提出制圖六體的方法：分率（比例大小）、準望（物體方位）、道裡（道路距離）、高下、方邪及迂真（此三項代表地形起伏所帶來的誤差）。
制瓷
谷倉罐
青瓷器方面，在兩晉為極盛時期，特别是在南方。
有些青瓷器造型特殊，例如水注，有蛙型及卧羊型兩種，體腔可儲液體。
也有造型奇偉，例如神獸尊。
而谷倉罐（又稱魂瓶）為三國兩晉特有的随葬器物，源自漢代五聯罐，用來儲藏死者的糧食。
其蓋上常有人物塑像及佛像，罐腹則貼塑人物、神獸、魚之類。
這些造型反應當時的信仰和喪葬習俗，也具有時代特征的藝術品[67]。
帝王世系
播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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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号
谥号
名諱
表字
生卒時間
統治時間
226年，魏明帝曹叡封司馬懿為舞陽侯，子司馬師、司馬昭襲爵。
高祖
宣皇帝
司馬懿
仲達
179年－251年
249年－251年（掌控魏國大權）
世宗
景皇帝
司馬師
子元
208年－255年
252年－254年（掌控魏國大權）
264年，魏元帝曹奂封司馬昭為晉王，乃追封司馬懿為晉宣王、司馬師為晉景王。
太祖
文皇帝
司馬昭
子上
211年－265年
255年－265年（掌控魏國大權）
266年2月司馬炎受魏禅稱帝，改國号晉，定都洛陽，史稱“西晉”。
世祖
武皇帝
司馬炎
安世
236年－290年
泰始266年－274年
鹹甯275年－280年
太康280年－289年
太熙290年－290年
—
孝惠皇帝
司馬衷
正度
259年－307年
永平291年1月-3月
元康291年－299年
永康300年－301年
永甯301年－302年
太安302年－303年
永安304年－304年
建武304年－304年
永興304年－306年
光熙306年6月-11月
—
孝懷皇帝
司馬熾
豐度
284年－313年
永嘉307年－313年
—
孝愍皇帝
司馬邺
彥旗
300年－316年
建興313年－31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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